珞珈山教师们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日渐深重，武汉大学的老师们与国人一道，为挽救民族危亡鼓与呼。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和宣传呼吁，让国人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通过捐款捐物和献计献策，为抗战救国奋力做贡献。

　　催醒国人 警惕日寇

　　自从日本侵入东北后，武汉大学一大批教师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郭斌佳在《日俄战争》一文中，揭露了日俄在中国东北争夺的过程、目的及意图。

　　历史系汪贻荪教授在1936年出版了《日本史》一书，对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起源、发展过程等进行阐述，目的是让国人对日本有更多的了解。

　　除此之外，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学校还出版了《国家总动员》一书。该书从政治、军事、经济动员及防御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加强认识，为对敌一战切实做好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教师们利用星期一总理纪念周的演讲，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大肆揭露，警醒国人，对于帮助国人客观清晰地判断战争局势，鼓舞同仇敌忾之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1年11月，时任文学院院长陈通伯教授作了《实力的准备》的报告，呼吁国人振奋精神，要求政府充实实力。同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对日问题剖析》的报告，他希望通过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来阻止日本的侵略，他要求青年要有抗战的决心，要做抗战的多方面准备。12月，时昭瀛教授又作了《东省事变之史的解释》的报告，追溯事变的历史过程。

　　1932年3月，时任教务长王星拱教授作了《国人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的报告、工学院院长邵逸周教授作了《国防军需的准备》的报告。4月，周鲠生教授发表了《国联调查委员团与国联大会委员会》的演讲，皮宗石教授作了《关于国难会议的报告》。5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国际裁军会议》的报告;10月，他又作了《东省事件之国际形势》的报告。11月，吴其昌教授作了《治学的态度和救国的态度》的报告，他表示，现在是“同舟共济”，要共赴国难抗日。

　　1933年1月，时任校长王世杰教授发表演讲，通报了山海关热河的战争形势，提出了全校教职员工对国难及学校工作的态度。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东省事件的新形势》的报告，他指出，现在到了很严重的关头。4月，韦润珊教授作了《从地理观点上谈谈东北四省》的报告。5月，查啸仙教授作了《国耻与我们的责任》的报告，报告指出，迈步前进，百折不回，这是全国中人人的责任，尤其是我们大学师生的责任。10月，周鲠生教授再次发表了《外交与国防》的报告，他表示，对于国防要有整个的国防政策，要有永久的国防计划。11月，郭斌佳教授作了《现今满洲问题之核心》的报告、查谦教授作了《国防与科学》的报告。

　　1934年4月，刘異教授作了《世界战争的动力与趋势》的报告。6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对日外交》的报告。1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中国与国际联盟》的报告。

　　1935年3月周鲠生教授作了《欧洲政局与远东和平》的报告。5月，郭斌佳教授作了《从日美考察团说起》的报告。11月，吴其昌教授作了《历史上国难的教训》的报告，报告指出，历史的教训要记心头;要肃清汉奸;要团结内部;要自力更生;要统一意志;要决心牺牲;要彻底认识全民族的伟力;要坚决自信全民族复兴的成功。

　　1936年3月，谭声乙教授作了《原动力与国力》的报告。4月，杨端六教授作了《战时经济的特征》的报告。5月，叶峤教授作了《毒气作战与团体防御》的报告、余炽昌教授作了《为适应战时的运输——铁路上应有的准备》的报告，陶延桥教授作了《活性炭》的报告。10月，普煦㑸教授作了《国难与教育》的报告。1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中日问题外交史之一页》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外交应多方面并举，尤其是侧面交涉，不能完全依靠国联或其他一国的政府，中国应随时随地实行抵抗外力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