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的悲剧命运(4)

　　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四块石第3军被服厂召开了珠河、汤原两个中心县委与第3军、第6军联席会议(史称“珠汤联席会议”)。参加者有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团委代理书记朱新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白江绪，第3军军长赵尚志、1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3师政治部主任许亨植，第6军军长夏云杰、军部秘书长黄吟秋等人。李兆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冯仲云认为“六三指示信”是正确的，而“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差不多是投降了”。赵尚志认为“六三指示信”大部分正确，但“没有提出反抗的出路和斗争的出路来”，“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则属于单纯退守政策。朱新阳提出几封信的总的路线并没有问题，但在具体的策略运用上“总使人的感觉容易走向右倾”。经过3天的联席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并通过了相关决议草案。总的思路是根据赵尚志等人的主张，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开展，向日满统治环节薄弱的隙缝中突击”，以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反对“右倾”退让的主张。关于组织上，决定在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的关系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按照杨光华临去苏联前指示的各地方党组织“自主的进行工作”之方针，不建立松江省委，而是暂时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自己找上级关系”。

　　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由冯仲云任书记，李福林任组织部长，张兰生任宣传部长，白江绪任职工部长，夏云杰任军事部长，朱新阳任青年部长。并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赵尚志任执委主席，冯仲云、李福林、张兰生等人为常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辖哈东特委、下江特委，抗联第3、6军党委以及第9、11军党的组织。或许是出于对“中代信”中提出由李兆麟(依兰县委书记李成林此时已牺牲)担任松江省委书记的怀疑和警惕，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李兆麟虽然被选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不是常委，也没有担任临时省委中的重要职务。会后，北满临时省委即派省执委委员朱新阳过境赴苏联，去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并求证吉东特委转来几封信的真假。

　　会议结束后，赵尚志指挥部队继续西征，开辟新区，牵制和调动敌人。而在吉东的周保中接到了北满临时省委送来的文件，感到问题严重。他很清楚吉东特委和中央驻东北代表的事情，在组织关系上并无问题。而北满对于上级的领导予以否认，这问题可就大了。因此，周保中给冯仲云、赵尚志写信，解释其中的原因，并要求吉东和北满的领导同志应尽快面谈澄清误会。然而由于斗争形势的紧张，致使两区领导迟迟未能见面。在此期间双方仍通过交通传送信件往来，由于书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个别措辞不当还容易引起误会，双方渐渐开始了论战。1936年12月，吉东特委给北满临时省委转发了补充文件《中共新政策路线》(简称“新政策路线信”)，信中再次提出“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错误主张，又加剧了北满和吉东间的矛盾。起初是北满认为“六三指示信”等几封信都有“右倾”观点，要吉东注意。吉东则反驳说那是代表中央的指示，组织上毫无问题，能指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右倾”吗?不久后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传到了北满，这下与王明、康生、“中央代表”的关系便已清楚了。北满只好转变了态度，承认在组织上没有问题，但“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却曲解了“六三指示信”的精神，而且不了解东北的实际斗争情况，犯了比较严重的“右倾”错误。吉东也不甘示弱，指责北满违反中央路线，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从大的组织路线到东北抗日斗争中一些具体策略问题进行争论，互相扣帽子，谁也说服不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