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黄岩王禹九 捐躯赴国难 浩气贯长虹(2)

　　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时，王禹九所在团队未与红军正面接触，只担任了修公路、筑碉堡的任务。他耳闻红军英勇善战，目睹苏区军民的鱼水之情，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战斗精神感召。他痛感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有人拉拢他参加特务组织“蓝衣社”时，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1935年，王禹九任98师294旅587团上校团长，率部驻守湖北当阳。部队初到当阳时，他即命所部打扫全城卫生，疏浚街巷阴沟，并且每周从部队派员协助地方保甲长检查居民的清洁卫生。当阳有“张飞立马退曹军”的长坂桥和“赵子龙单骑救幼主”的长坂坡，王禹九就发动军民，将这片空旷的著名古战场建为长坂公园，园内虽然只有部分花木，几个草舍亭台，却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游乐憩息场所。王禹九在当阳期间，与各界人士相处甚密，受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在用人上，王禹九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任团长时，他曾向师政治处要来少尉助理干事丁保良(永康人)，任团里的上尉书记官。丁保良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当时刚从杭州陆军监狱释放，王禹九看重他的文才和为人，不避嫌疑，大胆启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当时上海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同时为前方将士募款捐助。王禹九团里的军需主任郝守隆是个爱国军人，郝守隆和丁保良一起，在一些军官中为章乃器等人组织的上海救国会募捐，王禹九也多次慷慨解囊。他们把捐款汇到上海后，上海则寄回一些进步书刊，有时也夹带着红军学校的招生广告。由于当时军中规定只可阅读《蒋委员长言论集》和《曾胡治兵语录》等书，因此他们收到书刊后只能在比较要好的军官中秘密传阅。王禹九阅读了这些救亡刊物后，曾激昂地说：“我们是有四万万人口、有几千年文化的大国，难道能被一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人国吃了吗?我不信!”

　　1936年四五月间，王禹九部离开当阳，辗转于粤汉铁路沿线。1937年二三月间，王部由蒲圻县移至汉口的湛家基驻防训练。四月初，郝守隆与丁保良等自发的进步活动，被人告发“587团内有共党分子”。

　　四月的一天，王禹九正和丁、郝等人切磋围棋棋艺，他们经常在打仗的间隙以切磋棋艺的方法来探寻战役布局谋篇之道，忽接师部电话要王速去师部，接着师军需处又电话来召郝守隆。不久，代理师长方靖(当时师长夏楚中在南京受训，由旅长方靖代职)带人来到587团，搜查军需处和团长卧室。由于郝守隆在日记中，记有赞美“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及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喝彩叫好的一段话，以致招来杀身之祸，第三天即遭秘密处决。在王禹九的住处搜出了好几本赤色书刊，其中有《辩证法与唯物论》《经济学》《大众哲学》等等，说他有“共产党嫌疑”，因此也被撤职，先软禁于武汉家中，后遭关押。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一些军官，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些连长、排长均被开除军籍，遣散回家。丁保良被师军法处判处10年徒刑，后被师长夏楚中改成3年，关押在武汉陆军监狱。

　　在王禹九被关押期间，同属98师的583团团长路景荣曾去探望他，大家说起日本军队的嚣张气焰都十分气愤。路景荣(后来在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是王禹九的挚友，他们还让彼此的子女订了“娃娃亲”。后来，这段父母期望的姻缘被战争的硝烟化为泡影。当王禹九的女儿王文黎(曾任上海电视台国际部主任、高级编辑)与“娃娃亲”中的对象路月浦相见时，大家彼此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这段传奇般的故事在事隔70年后被上海电视台拍成纪录片《抗日英烈家国情》，在《上海故事》栏目中播出，当时感动了许多人。王文黎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一张老照片、两个小孤儿———抗日烈士和遗孤的故事》的文章。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