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寓居富阳的李树森老人(2)

2018-03-24 18:5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后来，在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面前，武汉也吃紧了，大家准备撤退到长沙去。临行时，周恩来还给我们发了一些盘缠，作为撤退到长沙的路费。

　　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我在青年会做抗日宣传工作，地点就在长沙的左公祠(左宗棠祠堂)，我们组织表演，唱爱国歌曲、演戏，我的老师叫胡然。

　　当年我演话剧颇有点名气，战地服务团不仅给老百姓演戏，也给军队表演，借此鼓动军人的抗日士气。

　　我亲历日机对重庆的轰炸

　　未久，战地服务团跟随部队西迁到了陪都重庆。

　　我先后在中央训练团复兴分校担任教材科科长及青年军204师政治部总甄核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三青团中央团部二处二科副科长、俱乐部总干事。

　　在重庆期间，我们住在华家池，对面就是生活书店，工作除了劳军之外，主要任务仍然是从事抗战宣传，我们用手中的笔杆子，在报上、在墙上画宣传画、写抗日标语，因为街头墙上的绘画、标语最有说服力，最简单易懂，也最深入人心。我曾随宋美龄这些人到前线去慰问将士，同时，带去的许多抗战剧目。

　　在四川的那段日子，我与全体市民一样经历了日本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日军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竟然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实施了疯狂轰炸。

　　那时，只要日机来了，市民以及马路上行人顿时嚣浮起来，人群奔着、跑着、叫着，爆炸的轰鸣声、悲痛凄冽的惨叫声和失望无救的绝叫连成一片，到处血肉横飞，血迹斑斑，各处火光流天，死者如山，惨毒之状，让人罄竹难尽，这些事让我终身刻骨铭心。

　　我们知道，日本人对平民区实行的轰炸带有明显的目的，他们不仅要摧毁重庆的建筑、设施，扰乱抗战后方的金融、商业，达到更严重的社会恐慌，借以摧残中国人的抗战意志，逼迫我们投降

　　我亲历了山城遭受到的多次野蛮轰炸，造成了老城区有十九条街道被炸成废墟，银行林立的陕西街被日本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商业繁华的商业场、西大街一带几乎炸成一片废墟。

　　由于重庆民房多为竹木结构，日机携带大量燃烧弹，促成市区被炸起火，烧成一片火海。重庆是住不下去了，于是，我带着妻子到了万县。

　　我的妻子张相兰是我在新华艺专时的同学，在万县女中教书，可是没过多久，小县城也难于幸免，因为日本战机也跟着过来轰炸。记得万县有座山，叫太白山，下面有个青阳宫，许多人就是躲藏在寺院里也不能幸免遇难。

　　后来，我到万县一家中学教美术，不过，只教了一、二年，抗战胜利，我们全家也复员回来了。

　　胜利后我在南京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在南京总统府当司仪，成为蒋经国身边仅有的四个记录员之一，也是蒋经国特别器重的一位秘书。时至1948年，我担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政治处青运科科长兼直属大队副大队长。

　　解放前夕，蒋氏父子力邀我一同赴台。

　　当我们准备去台湾的那天，我的妻子抱着年幼的三儿子，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上海淞沪口准备上船。奇怪的是，只要我们一上船，怀中的儿子就啼哭不止，一下船，孩子的哭声即止，来回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

　　我们望着眼前这片曾经舍命保卫的河山，以及哭声早已沙哑的幼子，实在舍不得离开这片为之抛洒过血汗与青春的土地，最终没有登上去台湾的轮船。

　　解放后我的遭遇

　　解放后，我改名李一苗，在桐庐县的一所中学教书;

　　到了1956年，我创办了一家美术社，叫做杭州百花美工社，并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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