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江淮银行和印钞厂

　　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根据中央“华中各地应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的指示，在南方根据地组织成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分别兼任银行正副行长。

　　那年，我17岁。我同麦洁红、钱郡芳、曾华等数十名女同志从抗大五分校调到新四军财政经济部，进入会计训练班学习。老师讲的是借贷方面的知识，却不知老师说的是何地方言，课听不大懂，还要学习打算盘。我想，不是说打鬼子吗，怎么做起商人来了?

　　朱毅部长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亲自来给我们上课。他说，“革命也需要当家理财，学借贷、打算盘，才能记好账算好账。光有革命思想还不行，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算盘，同样是为了打鬼子!财经战线上的开源节流、反对贪污浪费、保卫革命财产，就是支援前线，我们同样是一名英勇的抗日战士。”

　　此后，我们安下心来学习，老师的方言也逐渐听懂了。训练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江淮银行总行金库任出纳。当时工作驻地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有柜台、栏杆，总行的金库有一台铁制保险柜，财政经济部的金库只是许多的木箱子，即时结算还是用法币。

　　1941年4月，江淮银行总行开始营业。我记现金出纳账，每日在窗口。经常开党小组和支部会，空闲时，就看三姐程瑞蒙给我带来的马列主义书籍，还时常到泰山庙听财经专家薛暮桥讲的政治经济学报告。

　　8月，日伪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跟着李人俊副部长行军到了苏中区，我和钱君芳暂借给苏中区行政委员会领导下的两淮盐务管理局，那里原有大量的留用人员，没有新四军的干部。钱君芳管印鉴，我是会计。去的当天下午突然接到通知：情况紧急，鬼子下乡扫荡了。紧急集合后，我和钱君芳去河边的一小茅草棚中暂时躲避。我们俩钻进了一间空荡的、低矮潮湿、只有一扇窗子、朝河方向开着的窝棚式土屋。我们蜷缩着身体，贴墙各站在窗的一边，各自向两边望去，心想，鬼子上岸怎么办?我们穿的是军装，誓死不当俘虏。想着想着，忽然听到汽艇的马达声，我们屏息观望，想是肯定鬼子来了。果然，汽艇由远而近轰鸣而来。我们攥紧拳头、提心吊胆，清楚地看到船头有五名持枪的日本兵，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稍作环视就缓缓而去。真是好险啊!幸好没有码头，他们没有上岸。等到天大黑了，李人俊副部长赶来通知集合时，我们看到一大队人，他们是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全部留用人员，都背着行李。他们害怕游击生活，准备走。这样，偌大的一个两淮盐务管理局，就由周邨局长、钱君芳和我三人接管了，成立了三人党支部，周是书记，钱是宣传委员，我是组织委员。

　　业务上，我们依旧沿用过去的税票，盖上两淮盐务管理局的公章、发给税务员。每当税务员来缴款时，都是行色匆忙，经我们清点后，立即签点新的税票给他们。由于税票须是签发时盖章，所以经常是通宵不眠。天亮税务员来领时，也来不及问姓名，就匆匆而去。在我们的税务机关被敌人的“清乡”、“扫荡”摧毁时，他们就分散成几个游击组，与敌人拉锯式地周旋，保护和运送税款高于自己的生命，他们知道税款对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无人动摇革命的意志，从无携款逃跑者。

　　征收和保管税款是极其重要和危险的工作，都是由我和钱君芳两人负责，后来又有吴蓉同志。我们把钱放在特制的布背心中。领导怕我们不肯穿，特选了好看的红格子布做背心。它有三排方形的口袋，口袋上有绳子可系，一排八个，放的是法币和金条。规定我们每天穿着贴身睡觉不能脱，以应对敌人的突袭和扫荡。我们是活的金库，行动灵活便于分散，但也沉甸甸的，心情从不放松，觉从不睡死，责任重大啊!行军时，前后都有部队，紧跟在局长后面被人保护;分散时，也离驻地不远，白天不可随意外出，隐蔽行事。等到税款收到一定数量，解缴军部时，才可脱下背心，那时最轻松，像放假似的，可以美美睡上一个好觉。

　　为了躲避日伪的扫荡，1942年6月，印钞厂转移到阜宁县羊寨镇以南的洪庙继续生产。李人俊兼任厂长，胡金魁任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