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芳村的暴行

　　1938年10月21日日军侵入广州，芳村地区人民和全国各地沦陷区人民一样，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下是我耳闻目睹日军在芳村的暴行。

　　日本侵略军到芳村后，占了整条同安坊作为宪兵司令部，将千年古刹大通寺拆毁，用其部分材料建起同安炮楼及附近的几个碉堡，使羊城八景之一的“大通烟雨”毁于一旦。同安炮楼成了屠杀芳村人民的刑场，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毒刑拷打致死。每天晚上，附近的居民都不时听到从这个魔鬼之地传来凄厉的声音。大通古寺前的榕树，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吊死无辜的中国百姓的地方。白天，日军三五成群四出抢掠牲口，强奸妇女。为了避免被奸污，妇女们一闻日军入村就四处逃避，有的妇女蓬首垢面杂在人群之中，有的则躲入冷巷、地窑，但仍有些不能幸免。那时候这种惨事，已属司空见惯，不胜枚举。有一次，三个日军士兵突然窜到葵蓬西滘村，捉鸡鸭，摘生果，后来还兽性发作追逐妇女。西滘人忍无可忍，开枪击毙两个日军士兵，剩下的那一个士兵逃回去报信。日军立即派了大队人马赶来，幸而西滘百姓已经全部逃走。日军见捉不到人，就放火烧村。

　　当年冬天，一艘日军橡皮艇闯入东漖河面，被游击队开枪击沉，艇上的日军全被打死。日军宪兵部知道消息后，很快派兵包围了东漖。游击队当然不会被搜到，但一些青壮年因逃避不及被日军捉住，被逼着下河打捞日军尸体。那时正值寒冬腊月，沉船的一段东漖河水深河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枪指住沉下冰冻的水底，有些人抽筋冻僵几乎淹死。在场的一个翻译不知和日本军官讲了什么，大概是觉得再打捞下去也不会有多大希望，而且已是日落西沉的时候，日军才下令把捞起的几具死尸抬起匆忙离去。那些青壮年虽然没有被日军杀死，但回去后每个都病了一大场。

　　日本侵略军占据芳村后，在各个交通要道和码头都设关卡，搜查过往行人。不论男女老少经过关卡，都要向日军弯腰行礼，连病人也不例外，稍不如意就被罚站，举大石头，甚至挨拳脚痛打。一次，有一位妇女经过南塘铁路边桥头哨岗，她已恭恭敬敬地向日军弯腰行礼，不料那个鬼子伸出右手狠狠地给她一记耳光。妇女再深鞠躬，那个鬼子又用左手给她一记耳光，妇人心慌了，密密鞠躬，那鬼子索性左右开弓，打得妇人昏头转向。幸而当时有一位老人经过，高叫快脱去你的帽，这时妇女才醒悟过来，但已被打得眼青脸肿。

　　日本侵略军在芳村的宪兵部是人尽皆知的鬼门关，抓进去的很少生还。无论是游击队员还是无辜的老百姓，一被捉去，日军就不分青红皂白，酷刑逼供，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如将整个人抱起，放在肩上然后用力摔在地下，或用水从口灌入直至灌饱灌胀，然后双脚踩在胸腹，乱蹦乱跳，把受害者弄得死去活来，至于吊打火烧更是家常便饭。无论是你招供还是不招供，最后还是被拉去杀头，或被活活打死。有的人死后，还被吊在树上示众;有的人还未断气，就被拉出丢在红花基上(红花基在同安街附近，是一片密不透光的杂树丛生的乱葬岗，过去是放置婴儿尸体之地)。

　　日军为了防止游击队的活动及贮运物资，在芳村一些地方也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1940年，日军为其军事目的，修建一条从石围塘火车站通到滘口的栈桥公路，竟将滘口烂桩塘近百户民居夷为平地。烂桩塘旧地即今中国粮油进出口省佛支公司所在地。离此不远的塘边还有一棵日军用来吊死许多无辜居民的龙眼树。大冲口河边建起的日货仓，是日军存放军用物资之处。日军为了防备游击队，将货仓以西甘家园到毓灵桥一带的民房强行拆除，用大卡车拖着铁缆逐间拉塌，可怜大小200多间民房，顷刻顿成瓦砾之地。甘柱老先生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至今回忆往事，还是老泪纵横，不胜愤慨。1941年以后，游击队在芳村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日军眼看有灭顶之灾，烧杀也更加疯狂。花地河连接白鹅潭，也是佛山通广州的一条水道。日军为了扩大视野，控制花地河，制造了火烧花地海傍街的惨重事件，从大通古寺起放火烧了整条海傍街，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不少人葬身火海。日军不准救火，一直烧了一日一夜，海傍街成了一片灰烬。一次，游击队一个小队，秘密经过芳村中市，在南便祠附近与3个日军士兵相遇，游击队先发制人，开枪打死两人，打伤1人。日本宪兵很快就包围了中市，但没有发现游击队的踪迹。当时，有一汉奸乘机报复，向日本宪兵报告谢姓有人参加游击队，于是日本宪兵又搜查了谢氏至爱堂，并捉去附近30多位青壮年(大多数是谢家子弟)，还把这些人当作游击队，拉到广州市区游街示众。这些青壮年男子，有的受酷刑致死，有的立即被处决，无一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