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前局势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部署

　　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前局势

　　首先，由于这一阶段日军“陆军中央部“按照明治以来的传统，把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观察时局、制定政策，注视的目标却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火中取栗。因此，对于现实的主要战场即中国战线，且不说兵力，实际上的战力，也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在这个限制下，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中国派遣军，一直为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日军当局者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例如，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第11军得到的弹药，只有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武汉作战的一半。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华中日军兵力共计33万2千人，其中11军兵力约占1/2不到。

　　其次，日军第11军当面的第9战区以及第5战区，恰恰是此时中国军队实力最雄厚的战区。从数量上来说，民国三十年（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第九战区共拥有36个师，合计约30万人（日军估计为50万人）。从质量上来说，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一些部队垮了（如所谓“德式师”的第36、87、88师，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也有一些部队愈战愈强，如最终拿下国军抗战战绩最高这一桂冠的74军。此时的第9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的精华。再次，在华北方面，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使得华北日军在1940年～1941年忙于“肃正作战”，无法为华中提供兵力。从1940年6月6日日军中国派遣军缩减后的编制来看，华中方面缩减了11.5%的兵力，而华北方面的比例只有7.7%。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部署

　　中国军队部署

　　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至10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国军惨败。为总结经验教训，第九战区长官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外号“老虎仔”。）于11月17日在长沙召开了战区高级军官会议，研究防御作战的有关问题。会上，薛岳特别指出：战胜敌人主要是依靠平时的周密准备和军民一体的旺盛的士气。在会上，他又提出了如下战术构想：在敌深入湘北内地的两侧及正面，部署重兵；当敌前进到浏阳河一带兵力已经分散时，正面进行反攻和追击；在东部山区及西部湘江沿岸的部队则进行侧击、包围。这一战术就是所谓“天炉战术”。

　　第九战区由此制定的作战方针则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敌进犯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中国军队于外线，俟敌进入我约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保卫敌军而歼灭之。各兵团任务如下：赣中、高安方面守军当南昌之敌沿湘赣公路进犯时营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保持袋形态势向上高附近进行逐次抵抗，以消耗和迟滞敌军；尔后依该地区控制部队之参加，重点保持于上高东南，反攻敌军而歼灭之。赣北挺进部队于敌进攻开始后，应向德安-南昌线，德安-安义线不断攻袭破坏。修水方面守军当武宁方面之敌，经修水、铜鼓进犯时，应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保持袋形态势，向铜鼓附近进行逐次抵抗，以消耗和迟滞敌军；尔后依该地区控制部队之参加，重点保持于铜鼓东南，反攻敌军而歼灭之。当通城、崇阳方面日军经白沙岭——长寿街进犯时，九湖山、幕阜山地区挺进部队应呃险阻止敌人，尔后保持袋形态势，向嘉义附近进行逐次抵抗，以消耗和迟滞敌军；南茶、九宫山地区全部挺进部队应迅速向长寿街方向前进，由东向西进攻敌军左侧背。梅仙、平江以东部队，必要时应以一部由西向东进攻敌军右侧背。

　　湖北守军、战区守军主力转移方向为高桥、路口畲；战区直辖各军待命由田心、跃龙市、永安以东地区，向长沙以东、以南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