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评析（二）(3)

　　第二，尽管衡阳保卫战失败，衡阳城最终被日军攻陷，但衡阳守军确已发挥了最大的能耐，尽了最可能尽的力量。方先觉接到蒋介石要他守衡阳的命令时，只讲守10天或2周，而第10军广大将士却苦守了47天。当时的《救国日报》社社论曾经写道：“方先觉军长，率万余疲惫之士，持朽劣之械，以抗志在必进之20万倭寇，其必失败，自属意中。这样毫无成功希望之任务，使贪生畏死者，当之必闻风而逃，不能支持一、二日，见于地形较好、条件较优之长沙、全州、桂林等地弃守之速，可足证明，但方军长毅然对这种艰巨任务，博血肉之长城，与必死之倭寇硬拼到底，卒使敌人想尽方法，施尽卑劣手段，仍不获逞。最后乃请期“天皇”敕谕，激励将士，又猛攻5日，始攻破我防线。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与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份，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由此可见，衡阳守军尽了自己的全力抵抗，而不是那种“遇击即溃”、“遇击即降”的贪生怕死之辈。

　　第三，衡阳城陷的责任不在于方先觉及其第10军将士，而在于外围的援军。5月29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他在衡阳固守10天到2周时间，吸引消耗日军兵力后，配合外围援军内外夹击，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附近。然而，在城内坚守了40余天的第10军官兵，却一直没有看到援军的踪影。对于近乎“伤亡殆尽”、“弹尽粮绝”的第10军，他们是多么希望援军的到来。据第9战区派出第10军的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在他的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说：“在衡阳保卫战47天的最后两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外围的援军。”我们每夜均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我援军的抢声。……援军的枪声好象故意和人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枪声带给我们无限的快慰。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内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滋味。”援军总不见来，绝望之余的方先觉，给蒋介石、薛岳等分别发出告急电：“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援军到达。所以，当方先觉最后选择了投降道路，对他的部下是这样说的：“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国家不要我们。”

　　其实，有些援军也已到达衡阳外围，但不愿意往死里打，打进城内，就等于跳进了火炕。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失公正地写道：“敌人之援军(3个师)已于其间到达衡阳附近，但经我第40师团迎击后，已弃衡阳而掉头南下。”相反，由于援军不达，“更招致敌人对衡阳之全面日夜猛攻，其攻势之凶猛，如洪水之决堤。我守军堵得东来西又溃，最后竟至无人可堵，无弹可投;衡阳乃不得不陷。”长衡会战，敌我总兵力最多是一对一;而衡阳保卫战敌我兵力却是五对一。

　　第四，我们认为方先觉投降，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当时除了投降之外，其实方先觉还有一种道路可以选择，这就是突围。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4个师长、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战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方先觉对他的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要是我们走了，剩下这么多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他表示：“决不突围，一定死守”，“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起，如要自杀，我先动手”。首先说出对日军投降的，是第3师师长周庆祥。他的突围主张被方先觉否定后，于8月7日下午3点命令其第9团在天马山阵地上挂起了白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方先觉自知已陷入绝境，对其部下的“求生”行为，没有进行阻止，而且他也想通过天马山方向的白旗了解日军对待俘虏的态度。当时，除天马山方面外，其余的部队都还在继续猛烈抵抗。面对战与降两条出路，方先觉作为一军之长，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选择了投降的道路。日军指挥官对投降表示欢迎，关于方先觉方面所提“不杀俘虏”、“保留建制”等要求表示接受。方先觉最后是投降了，但第10军留下来的官兵和伤员的生命有了相对的安全保障，这可能正是方先觉投降的主要目的之一。因而，我们说方先觉的投降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是为广大将士、尤其是伤员的生命着想。何况他们是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弹尽粮绝之后投降的。这是历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