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幸存者的痛苦回忆(2)

　　5月3号下午一点半，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突然拉响，较场口的架子上马上挂出了三个红灯笼，街上的人都开始四处躲藏了。但是这次日本人的飞机来得太快了，两点钟大概还不到吧，飞机就已经临了头，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老鸦一样，飞得很低，很快就响起了炸弹的尖啸声。

　　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父亲正挑了一担水走在十八梯的街上，母亲也还在当铺缝衣裳，我在家煮好饭，正等着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来吃。飞机临头时，父亲搁下水桶高喊着母亲往家里跑。我站在门口大声喊着弟弟的名字。

　　父母冲进屋里，像往常躲飞机一样，把吃饭用的大木桌抬到里屋，把家里所有的棉絮铺在桌子上。母亲急切地询问着弟弟在哪里?这时我看见善良心细的父亲，正扯着一张篾席，搭在桌上的棉絮上，他担心日本飞机轰炸会搞脏棉被。我急忙迈出门坎去找弟弟，并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看见父亲拉着母亲往桌子下面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母亲的情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就在我冲出大门两三米的一刹那，只听一声巨响，地皮一抖，两耳一聋，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热浪从后面推来，便什么都不晓得了……

　　现在想来很幼稚，躲在桌子底下咋能躲过飞机炸弹?

　　两天后，当我醒来时，正躺在仁爱堂医院的病床上。仁爱堂医院是当时英国人建在重庆的一所红十字救济医院，位置就在天灯街，很大一幢楼，楼顶上挂着英国的国旗。

　　不知是那面英国国旗起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仁爱堂医院一次都未被炸过。当时我又痛又饿，心里很着急，哭喊着要爸爸、妈妈。我发觉自己的脖子上缠着纱布，后颈一阵阵发痛。护士告诉我，我的后颈上戳了酒杯大的一个洞，流了好多血，多亏有个小防护团员把我背来，不然早没命了。

　　仁爱堂医院每间屋子每尺过道都是伤员，有的缺腿有的断胳膊，到处都是血迹，哭叫声从早到晚不停息。有些受伤的，抬到医院不久就死了。医院停尸房里面的尸体从墙角的地下一直摞到屋顶。看到那情景真是惨啊!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大约只有两三岁，防护团送来时，她满肚子都是血，也不知伤在哪儿，一名护士给她救治时，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不一会，就闭上了眼睛。死前，她的小手向上晃了晃，最后伸进了自己的嘴里。

　　吃了饭，我感觉恢复了气力，当天(5月5日)下午就偷偷地跑回去找爸妈和弟弟。从仁爱堂到十八梯，十多分钟就可以跑到。可我转了大半天，也没有找到家。哪还有什么家?留在那儿的是一个小堰塘一样大的坑，双桅子巷的房子几乎全成了焦土，整个十八梯一片废墟，西南的房子全没了，东头的房子也垮了不少，没有垮的还在燃烧。

　　我绝望地大声喊“爸爸，妈妈”，没有人理我，整个十八梯下半段人影都没有。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看到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右边的观音岩防空洞口，不少穿着灰制服的防护团员在搬尸。走近一看，天啊，那尸体堆起了两座山!后来才晓得，那防空洞口被炸塌封死了，里面闷死、挤死、踩死了几千人，单是防护团从尸体上抹下的手表和金戒指、金项链就装了几箩筐!

　　正走着，我突然看到了傅二娃，他正拖个死人往上走。我喊了他，他看着我，半天没回过神，突然丢下死人，跑过来紧紧抱着我嚎啕大哭：“我的爸妈都死了，我们家只剩我一个了!”我陪着他哭。我急切地问他“我的爸妈和弟弟呢?”他告诉我，我们那条街的人几乎全死光了，有的是被弹片炸死的，有的是被气浪高高掀起摔死的，有的是被垮塌的房屋压死的，还有的是被火烧死的。他还告诉我，是他救了我，原来炸弹爆炸时，我被巨大的气浪掀到了七八十米远，落在了十八梯东面临街的一个铺面的软布棚上。日本飞机飞走后，傅二娃和另几名防护团员回来挨家挨户找有没有活着的人。从那时起，我晓得再也见不到我那苦命的爸妈和可怜的弟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