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从中国征走了多少粮食？

　　抗日战争期间，驻华日军多达百万，需消耗大量军粮。战争初期，军粮大多由台湾、朝鲜供应，兼之就地掠夺粮行或民间存粮，搭建临时粮仓。随着占领区日益扩大，日军先后建立华北小麦协会、华中制粉联合会、采运社、米粮统制委员会(即“米统会”)等组织，统一收购粮食，以供军需。

　　在上述组织之下，真正负责征粮的是三井物业会社、三菱商事会社等几个大财团。它们指定一些日本粮商为承办商，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芜湖、无锡、苏州、常熟、昆山、松江等主要产米区广设米粮收购处，从中国米商或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在日军统制下，日商压价收米，常常只有市价的一半，购粮效果不佳。①

　　1941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日军除保留最富庶的22个县给日商收购外，将多数地方的军粮收购权移交伪政权。日军或日商与伪省政府签订收购米粮数量的合同，然后由省政府摊派到伪县政府、区、乡、保甲落实。为日军征粮是伪政府的一项重大职责，每到征粮季节，都会严阵以待，甚至出动军警，迫使农民卖出除口粮外的全部余粮。

　　这种所谓征购，依旧是对农民的一种掠夺。1943年，日军收购小麦的价格是1.57元/公斤，而当年的市价，6月是1.93元/公斤，8月是2.6元/公斤，12月是3.46元/公斤。②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到，日军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间的差距，随着物价的攀升而越来越大。

　　即便将价格压到最低，日军还时常拖欠货款。1943年12月，吴江一家米业公会呈文称:“已送军米(糙米)2.5 万石，日(军)不给钱，行商限于周转，米行纷纷倒闭。”1945年7月，一个乡长呈文:“本乡农民船装粜解周庄(日本)警备队合计33石8斗3升，未曾领到米款，而军米业已结束。”③

　　此外，日伪严格管控粮食，以防流占领区以外。按规定，要将粮食从清乡区运出，不仅要有米统会或伪政府发给的“特殊搬运证”，还必须有日方联络机关长官副署，才能生效。一旦发现“供给敌方米粮者”或“封锁工作人员因怠忽职务而发生前项事者”，将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 年以上徒刑。④

　　通过以上各种手段，日军在中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军粮补给。数据显示，1941年—1943年， 日军从华北征购稻谷12.3万吨、小麦72.4万吨;1943年—1944年，日军从华中收购大米47.1万吨、收购小麦68.2万吨。⑤至于日军在华所掠夺粮食的总量，迄今尚无任何可靠的统计数据。若仅以上述数据作简单的平均推算，则日军在抗战8年中，至少从中国征购了221万吨大米，465万吨小麦，其中绝大多数被充为军粮(这一推算数字不包括田赋数据，也不包括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的数据)。此外还有大量粗粮。

　　可供参照的是：据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披露，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征粮2.6亿市石(约相当于1560——1820万吨)，其中约一半为征购、征借所得，另一半为田赋;且包括粗粮在内。换句话说，仅征购一项，日军在华所掠夺的粮食，已超过了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的粮食征购(借)数目。这些粮食除供应驻华日军外，还被大量运送至日本国内。

　　在江苏吴县，每亩产糙米1.5-2石的土地，被日军摊派了1.3石糙米

　　日军假手伪政权征粮，还给了大小汉奸贪污的机会。如1943年起，日军征收粮食，很多时候不支付现金，而补偿给日常用品。伪江苏省与日军签订收购白米1万吨的合同，结算米价共3239万余元，日军给予2738万余元外，拿肥皂、火柴、纸烟、食糖等配给物资补偿余额。但伪粮食局局长只将物资的30%交付农民，剩下的在黑市卖出，获利270万元。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