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与黄克诚、王震等人的恩怨矛盾

　　张爱萍与黄克诚、王震等人的恩怨矛盾

　　按照张胜的描述，在有关的过节中正方都是张爱萍。虽然是家属的一面之词，但仍然是难能可贵的。有一面之词，就可以引出两面之词，真相就会从辩论中展现出来，最没有意思的是一盆糨糊，你好我好大家好。

　　在内战时期，彭雪枫曾是红三军团五师师长，张爱萍是四师政治部主任；红军过大渡河时，彭雪枫任十三团团长，张爱萍任该团政委。抗日战争初期，彭雪枫任豫皖苏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爱萍任豫皖苏省委书记；后来，他俩先后脚担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部是应当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等待日军打通平汉线后伺机控制中原；还是向东发展，跨过津浦线，进入皖东北日伪占领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彭、张二人长期持有不同意见。后来，彭雪枫部屡遭败绩，张爱萍多次出手相救。这是书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故事。

　　在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时候，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长征中扎西改编（扎西改编，1935年2月，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编者注。）后，黄、张分别担任10团和11团政委。黄克诚出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后，调张爱萍任副师长。《黄克诚自述》解释了调张的理由：“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张胜写道：“父亲调到三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1942年11月，面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八旅和七旅部分部队，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其他与会者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张爱萍唱反调：“‘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张爱萍给儿子讲述当时情形，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后来在陈毅的劝说下，自然还是由张爱萍出马指挥反扫荡并取得胜利。他唱反调的潜台词是：“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干嘛还要他这个讨人厌的小人物留在包围圈内指挥作战啊。这个精彩的片段，充分展示了张爱萍“好犯上”又“惹不起”的个性。

　　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张胜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没有见过王震。但是在1972年，张爱萍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贸然闯入了王震家门。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王震向其推荐张爱萍任军委秘书长，说：“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邓小平找张爱萍谈话时，张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转而推荐了罗瑞卿。1980年，根据王震的建议，张爱萍接替比他大两岁的王震，担任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胜写道：“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合适。……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张爱萍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分清私谊与公义，不惜与自己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恩人分道扬镳，这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个闪光点。

　　张爱萍与赵紫阳的交汇点是在他们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1981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赵紫阳和张爱萍有以下对话（摘录）：

　　赵：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张：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