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保卫战期间的国共合作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到武汉后，武汉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人口超过二百万;是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上海沦陷后，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在广州港入关，然后经粤汉铁路运到武汉，再转运内地，是外援物资转运的枢纽。

　　日本政府及其中国远征军总部都预期，一旦占领武汉，就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摧毁中国政府;切断国际援助中国战略物资的通道，迫使中国停止抵抗，完成日本占领中国的目的。

　　1937年11月，在此危难之际，蒋中正决定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何成浚为湖北省主席，何成浚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中原大战时，被蒋中正任命为第3军团总指挥。严立三任民政厅长(省政府没有副省主席，当省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民政厅长代省主席)，严立三曾经担任黄埔军校1、2、3期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北伐时，出任东路军第21师师长，屡挫孙传芳部主力，赢得了“北伐名将”声誉。严立三辞职时，向蒋中正推荐21师副师长陈诚任21师师长，石瑛任建设厅长，张难先等任委员。

　　武汉会战前建立起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保卫大武汉时期，是国共合作抗日最好时期。

　　193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这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后增加凯丰)组成。

　　在长江局的工作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抵达武汉，正式筹建新四军军部。13日，叶挺首次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发表谈话。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332-352号)召开新四军领导干部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由汉口移驻南昌。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

　　辛亥革命前的1906年，张难先是湖北省革命团体日知会核心人物，董必武当时也是日知会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们也多有往来，是多年好友。这时为商议共同抗日，他们多有交往。张难先、林伯渠也因此相识相知。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刊发“怎样保卫大武汉”的社论。对抗击日寇进攻武汉的战役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可谓未雨绸缪。

　　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讲演，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先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没有根据的。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矛盾，并把它当作考察中日战争的惟一根据;速胜论者则夸大了其他矛盾，而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矛盾。他们是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科学地预言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对持久战特别是相持阶段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当做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在国民党内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向蒋中正谈到读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感慨，获得蒋中正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