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大刀队是真是假：夜袭日军的并非大刀队

 

　　长城抗战中，有一支队伍的名声十分响亮，它就是“大刀队”。如今的“大刀队”已经是民间津津乐道的传奇，但传奇却不一定都是事实，这些关于“大刀队”的传奇其实多是后人对当时报道大加强化搞出来的。那么，长城抗战的大刀队究竟是真是假？当日夜袭日军的如果不是大刀队又是什么人呢？
　　长城抗战之西北军“大刀队”传奇，在民间与学界流传极为广泛
　　1933年“长城抗战”，迄今仍最为世人津津乐道者，莫过于二十九军之“大刀队”传奇。该传奇称：二十九军109旅在守卫喜峰口时，利用西北军素有的大刀传统，于1933年3月12日夜袭日军，斩首无算，一举扭转战局，“此战过后，日军指挥官命令与大刀队对峙的日本士兵在脖子上套上特制的铁护圈，以防脑袋被砍掉；晚上因忌惮大刀队夜袭，睡觉时也不敢取下。”
　　该传奇自当年战事甫终，即被国内媒体大加宣传，如天津《益世报》称：
　　“我们喜峰口的英雄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抢回了山，夺回了岭，收回了喜峰口，俘虏了几千个日本人，收到了几千枝日本枪，捉住了许多辆日本坦克，抬回来许多架日本开山炮。这个故事，岂不比（法军守卫）凡尔登的故事还威武！还壮烈！还光荣！还灿烂！”
　　其后，某些相关当事人及部分历史学者，进一步强化了该传奇的可信度。如参与夜袭之董升堂将军，1949年后在大陆撰文称：当日受命绕往敌后奇袭时，曾“下达命令只准用大刀砍，手榴弹炸，非到万不得已，不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受此打击后，敌人都戴上钢盔，预防大刀砍头。”刘汝明将军（未参与夜袭），晚年在台湾，亦撰文回忆：“日军来犯，我赵登禹旅、王长海团的大刀队奋勇杀敌，斩获甚众，使敌丧胆。喜峰口与罗文峪两处敌军同遭败绩。”
　　再如，台湾著名近代史学者李云汉，亦撰文称：
　　“当最高军事当局决定阵前换将之际，正第三军团宋哲元部在喜峰口英勇杀敌，创造奇迹之时。……（3月12日）由赵登禹旅派队绕攻敌后，以大刀奇袭敌阵，斩获无算，经三昼夜之血战，毙敌逾三千以上，造成自九一八以来北方战场首次之胜利。三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间，宋部刘汝明师复在罗文峪大胜日军，毙敌七千有奇。经此两战，二十九军之英明遂远播中外，国人咸以抗日英雄誉之。”
　　经此层层累积，二十九军之“大刀队”传奇，迄于今日，遂成牢不可摇之信史，乃至催使许多“学者”孜孜于寻找“大刀”战胜“刺刀”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神奇的“中华武术”。
　　但事实上，奇袭日军者，乃是特种兵“手枪连”，而非“大刀队”。
　　但细查109旅当日之原始战报，却不能不令人怀疑，所谓“大刀”，究竟在该次奇袭中，发挥了多少作用。事实上，从赵登禹的作战部署中，丝毫看不出“大刀”的特殊性。参与夜袭之第217团，当日接到的作战指示是：“第217团附手枪第一、第二连及王昆山营，于本晚（3月11日）23时由潘家口出发，……袭击蔡家峪、白台子敌炮兵阵地，奏功后，即与第224团联络，协力向喜峰口东北高地之线进攻。”
　　参与夜袭之224团，接到的指示是：“第224团于本晚23时20分在潘家口集结后，即沿滦河左岸袭击北山、三家子、横城子之敌，奏功后，与第217团联络，冲击喜峰口外之敌。”
　　上述夜袭布置之目的，乃是为摧毁日军之炮兵阵地及策应喜峰口正面作战；为保证袭击之成功，大刀决不会是夜袭部队的主要武器。此点，从第217团之行动，特增了两个手枪连，即可了解——大规模装备手枪，搞所谓的“手枪旅”、“手枪营”，是西北军自中原大战以来的久远传统，其部队性质类似“特种兵”（红军日后也借鉴该方式，组织有诸多手枪部队，战绩甚佳）。换言之，当日夜袭日军者，乃是西北军之特种兵“手枪连”，而非中世纪之“大刀队”。
　　大规模的手枪配合大刀，近身夜袭相当奏效，但手枪射程有限，在正面遭遇战中则颇为不利。故第217团此次奇袭，先胜后败，且伤亡惨重：
　　“第217团王团长奉命后，即按计划行动，于3月12日5时乘敌不备，一举攻占蔡家峪附近各高地及其炮兵阵地。拂晓后，茨峪以北之敌，向我集中射击，该团乃将敌野炮及其行李车弹药破坏、焚烧，即循原路撤回，……我阵亡营长苏东元、王凤芝，团附胡重鲁等十余员，伤营长王子亮等三十余员，士兵伤亡六百余名。”
　　桂系将领黄绍竑，曾深度参与指挥长城战役。其回忆，颇有助于后人看清“大刀队”的历史真相：
　　“在喜峰口方面，我们先占有地利，敌人进攻，比较困难。宋军……有一次，在夜里大举逆袭敌人，获得很大的成功。听说俘获了他们坦克车与大炮，及许多的战利品。西北军每个士兵，都佩有一把大刀，……不知他那次逆袭的胜利，究竟得力于大刀呢，还是得力于枪炮呢？这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而全国的报纸上，尤其是上海各报，就为大刀队大吹大擂，写得活龙活现，说是敌人个个被大刀砍死，因而敌人望见大刀队，就害怕得发抖。
　　“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两女士，还特地到喜峰口去慰劳，并且手捧着大刀，摄了一个照片。她俩到北平来见我，同声的说：‘这把大刀，还有敌人的血留在上面呢!’我听了实在有些好笑!她们好像只知道喜峰口的神秘大刀队，不知道其他各口的部队，同样的在那里作壮烈的牺牲，而不去慰劳。我说明了，她们还觉得惊异。停战后，我在上海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谈起报纸鼓吹大刀的问题。我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他说：‘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我当时叹了一口气。我们的抗战如此，我们的新闻界也是如此。”
　　媒体当日鼓吹“义和团的老把戏”的直接后果，乃是导致一般民众，将抗战看得太过轻易，唯知“大刀队”传奇，一时间责备当局消极抗战之民意汹涌澎湃，浑忘了宋哲元战后之感叹：“我以三十万大军，不能抗拒五万敌人，真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