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时房屋损毁不少知名人士写“求屋信”(2)

2018-01-03 16:22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个人寻房艰难，单位、团体也好不了多少，即使租到房屋，也常常发生纠纷。比如东北四省抗敌协会，是租赁的住房，因价格关系，被房主一再强迫索还，双方屡起纠纷，虽经警宪多次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房主同意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在加价的基础上租赁至1944年6月，但规定到期必须迁出，否则高价赔偿。

　　这种情形，就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也无可奈何，只得发出“现为期已迫，为避免无谓损失起见，势须如期迁移”的感慨。为此，吴铁城在该协议到期之前，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为东北四省抗敌协会请求租佃桂香阁的空地，“另建会所，庶免再因房屋纠纷，影响工作进行”。

　　四处借房为女儿举办婚礼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为借用房屋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也于1945年8月24日致函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信中写道：“本部现为适应复员紧急措施，已决定举办社会福利人员训练班，并须于短期内即行开始训练，惟班址遽难觅得。闻中央公园市立图书馆馆址及市工务局所建示范住宅(现由私立重庆时疫医院借用，该院将于本月底结束)，全部房屋尚属合用，拟请借用三月，事关复员紧急措施，尚祈特予惠允。”

　　抗战时期的重庆，住房供不应求，生活在重庆的人们，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唐润明说，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有的住在所属单位简陋的宿舍里;有的则出高价，与人合租住房;有的疏散到乡间，自建简单房屋……但所有这些，都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都要托朋友、找亲戚，想很多办法。不仅个人住房如此，就是一些权力部门、大的单位，也是这样。

　　有时一些大的活动与聚会场所，也得求人帮忙，才能得到解决。比如，曾任中国驻日大使，抗战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主任、陪都空袭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许世英，1943年3月12日也曾致函康心如，请求借“银行同人业余进修社”为其女儿举办婚礼。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这样‘一屋难求’的情况，是随时可见，举不胜举的。”唐润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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