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中国对日索赔团(3)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隧道窒息大惨案。它也是二战时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官方数据显示，当天遇难2500人。和彭觉玉同一条街的邻居，大多绝户。

　　带着榨菜去日本

　　多年以来，王树臣、彭觉玉这样的大轰炸受害者散落于山城重庆的各个角落，彼此隔绝，内心孤独。

　　1999年，西南大学(当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该校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学者潘洵回忆，当时重庆和成都媒体调查有多少人了解重庆大轰炸，结果，“连重庆人都不知道。”

　　当年暑假，学校和大轰炸研究中心发动学生，寻找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他们走访公安局，翻阅地方志，上门拜访，“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这一长期被遗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

　　其时，中国国内对日民间索赔开始引起国人关注。随着媒体的参与，一个个孤立的大轰炸受害者之间，慢慢有了联系。索赔开始提上日程。

　　2002年，一名商人曾筹备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王树臣、彭觉玉等人加入。

　　然而因合作对象突然撤资，联谊会的活动未能持续，桌椅财产一度被债主搬空，受害者捐出的部分文物下落不明。后来，一位受害者在地摊上发现了自己捐出的一个徽章，叫价不菲。

　　商业化的运作引起了老人们的反感，他们决心自己组织起来。2004年4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正式成立，替代了联谊会。一百多名受害者选出了团长。中方律师团的成员来自重庆的6家律师事务所。一位台湾企业家免费为索赔团提供了一间办公室。

　　办公经费来自受害者缴纳的微薄会费。因经济拮据，办公室的中央空调被主动停了。即使在40度的高温中，办公室也只用一把摇头电扇。参加活动时献的花圈也被拿回来再反复使用。七八十岁的老人颤颤巍巍站在凳子上挂标语。

　　为节省开支，老人们自己煮午饭。电饭锅和电炒锅是从家里拿来的，原料费老人们均摊，每顿一人两块钱。

　　2004年，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来重庆寻找细菌战证据。他当时已经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提供了七年免费法律服务。在重庆，他了解到重庆大轰炸。

　　根据日本法律，在日本的涉外诉讼，代理律师必须为日本人。一濑主动提出：愿担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的日方代理律师。他还建议将乐山、自贡等地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与重庆大轰炸一并提出。

　　2006年3月，重庆、乐山、自贡等地的大轰炸受害者正式赴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样本从一百多份材料中选取，日方最后采用了44份。

　　因为没钱，王树臣、彭觉玉无力赴日。经济宽裕些的受害者，则带着方便面、榨菜、芝麻糊前往。500日元(合人民币40余元)一个的盒饭过于奢侈，有人一天只吃两顿。

　　当年10月，重庆大轰炸诉讼第一次庭审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最大的103号法庭进行。

　　法庭上，被轰炸损坏右脸的“半边美人”赵茂蓉，用四川话诉说起自己的痛苦经历。来自重庆的万泰全则向在座者展示了自己只剩一小部分的左腿。这一场景在法庭上引起轰动。

　　但让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感觉屈辱的是，日本法院未提供中文翻译，老人们如听天书。现场的日本政府代理人面无表情，一言不发。“龟儿子还打瞌睡!”有受害者怒不可遏。

　　庭审后，老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去了靖国神社。里面展馆中第一个展品是一架零式舰载战斗机。铭牌上有日、英文标注。铭牌上面写道：“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首次使用于重庆的上空，把援助中国的苏式飞机打得落花流水，而自己无一损失。”

　　在中国的土地上起诉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对日索赔，从一开始就经历了重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