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华：“江抗”的传奇（三）(2)

　　在陈毅主持下，“江抗”在西石桥整编成两个团：一团团长乔信民，政委刘先胜，参谋长廖政国，政治处主任李一平;二团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参谋长廖昌金，政治处主

　　任杨浩庐。部队稍事休整后，由叶飞率领继续西移到丹阳以北的扬中县，不久，与管文蔚“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简称“挺纵”，准备北上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

　　(六)

　　“江抗”西移北上后，留下的革命火种又在苏南东路熊熊燃起。

　　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原有后方医院，“江抗”东进时伤病员也大多在此疗养。常熟昆承湖与阳澄湖之间，方圆几十里，水村接芦荡，芦荡掩水村，港汊纵横，地形复杂，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好。“江抗”部队行动频繁，西移时伤病员不能随军行动，只好留在常熟。后方医院有老六团的红军医务干部林震、梁玉贵和从上海党组织介绍下乡的盛立、张贤、赵熙、张力等医务干部，有从上海等城市下乡和本地参军的20多名护理工作同志，照料100多名伤病员。医院没有武装掩护，缺少必需的医疗设备和药物。日伪军和汉奸、特务、反共武装不断搜查骚扰，伤病员分散掩蔽在各处，有的在船上，有的在芦苇丛中，有时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医务工作人员不分昼夜轮流到各处巡诊，并要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敌情。从上海等城市下乡的女同志，大都要扎着毛蓝布头巾，围着毛蓝布短裙，打扮得像个农村妇女的样子。刘飞等同志伤势严重，急需手术。医务人员在村外布置岗哨，用被单围着施行手术。医院没有消毒锅，用蒸笼代替;没有钳子，用竹筷削尖代替;没有夹板，用扁担，木片代替;没有热水袋，用砖头放在群众热灶膛里捂热、用破布包起来代替。几十名医护人员，几乎每人都为伤病员献过血。1939年12月27日深夜，因汉奸告密，昆山巴城据点日伪军数十人突袭横泾附近后方医院，伤病员和医务人员20多人被捕，伤病员章立、许冠生等8人牺牲。

　　1939年10月中旬，杨浩庐返回常熟，见到刘飞和因病在后方医院的六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司令夏光，传达上级指示：“江抗”主力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西移待命，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要配合地方党，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当地党组织和军事人员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为巩固统一战线，新“江抗”委任阳澄湖地区游杂部队头头胡肇汉为副司令，委任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禄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恢复常熟“民抗”活动。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附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60人，除了常熟地区领导人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20多人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排，这个排是以刚出院的10多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

　　出院的伤病员陆续补充到特务排，发展成一个连(后被称作“沙家浜连”)。新“江抗”特务连在东塘市及四周乡镇和日寇打“麻雀战”，声东击西，奔袭在李市一带危害乡民的土匪。为了震慑匪伪和安定群众情绪，新“江抗”从办事处取出部队西移时未及运走的200套军服，让东塘市周围乡镇常备队队员穿在身上，夜间和特务连一起在街市上行进，街头放上步哨，互答口令。新“江抗”用同样的方法，先后到太仓、昆山、吴县边境活动。老百姓纷纷传言：“‘江抗’没有走，还有大部队在这里经过。”夏光等在当地党委支持下，稳住常熟南部的胡肇汉，不使其阻扰抗日;动员未及随老“江抗”西移的二大队殷玉如部参加新“江抗”;动员常熟“民抗”六个常备队编为一个连。12月中旬，太仓保四团被日寇击溃，散兵游勇流落乡下。三营副营长郭曦晨、连长李超收容80多人，在新“江抗”帮助下，转移到常熟，仍以保四团名义参加新“江抗”。至1940年初，新“江抗”已发展到四个连。上海党组织不间断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常熟，充实了“江抗”和地方“民运”工作的力量。新“江抗”政治部还保留了服务团，其中有老“江抗”留下的、从上海等城市下乡的男女同志近20人，部队的文化工作和战地服务工作比较活跃。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又在北桥伏击了日寇汽船，汽船拖着伤兵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