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闭关锁国评价 日本闭关锁国的得失所在

 

　　很多事情都要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去看待，不管是中国历史上，还是日本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一直都被认为是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但这种倒行逆施的认识其实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无论是中国清朝还是日本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都是得失兼备的。日本现代学者对日本历史上的闭关锁国因此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究竟日本血色是如何日本闭关锁国的得失的呢？
　　锁国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的外交政策。于1639年开始，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军官培里率舰叩关为止。德川幕府明确禁止日本人出国、禁止在外的日本人回国，并规定与外国的贸易关系仅允许在长崎进行，而且对象仅限于中国和荷兰。本文通过日本学界关于锁国的得与失的研究，试图揭示日本锁国真正的内在意义。
　　“锁国”一词的始作俑者是长崎通词、兰学家志筑忠雄，他在1801年翻译了德国人恩格尔贝特·肯贝尔的名著《日本志》的第六章，并以“锁国论”为标题，“锁国”一词自此流传开来。在《角川日本史辞典》中，“锁国”条目的释文为:“指1639年至培里来航的215年间的对外孤立状态。通过1639年禁止葡萄牙船来航的锁国令，最终完成锁国。由此，除荷兰、中国、朝鲜之外，与外国的通交被禁止。”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锁国为日本带来怎样的变化？对日本来说是“得”还是“失”？这都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锁国得失论
　　从学问角度对锁国的评论，一般认为始于19世纪末福地源一郎的《幕府衰亡论》和菅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二书中。前者阐明论述日本为何实行锁国政策，后者则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锁国体制的弊端，指出锁国体制造成的损失。二者的言论开启了“锁国”研究的序幕，随之而来的便是日本学界在20世纪前半叶兴起的有关锁国的“得失”的研究。
　　(一)锁国之“得”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学界回头观望“锁国”，给予“得”之评价。其代表人物有:内田銀蔵——《鎖国とは何ぞや》、新村出——《続南蛮広記抄》等。内田银藏在《鎖国とは何ぞや》一文中指出:锁国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国内安定，为日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稳定的环境。在此期间，得以修养、准备和积蓄力量，不用经历分裂与痛苦，顺利的进入现代化。这也是开国后50年间日本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由此提出了锁国利大于弊的主张。其后，新村出在《続南蛮広記抄》中论述到“锁国摆脱了在欧洲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耶稣旧教的桎梏，脱离了濒于衰退的南欧的影响实属意外的幸事”。“毋庸赘言，锁国政策在当时不但是不得已，而且也是利益。”此外，栗田元次——《綜合日本史大系》、白柳秀湖——《民族日本历史近世篇》等著作中都阐述表明了自己“锁国利益论”观点。
　　有学者认为“锁国的结果是为幕藩体制的安定和安康提供了保证”；徳川幕府成立之初，在政治上，强有力的阻止了葡萄牙殖民势力的入侵，国家和平一体化的同时地域产业金融也得到了发展，成为近代日本经济的发展的基础。18世纪，日本国内经济力量还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还不具备与中国等相竞争的实力，官营贸易保护封建经济安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成长，并成为19世纪日本快速进入近代化的经济背景。此外，日本选择性的接受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本国文化。现代日本文化中的大部分如:俳句、園芸、近世邦楽、文楽、歌舞伎、浮世絵、根付、日本料理、和菓子、陶磁器、漆芸、服飾等，都是在锁国时期产生或发展确立起来的。这种文化具有很强的势头，可以说是明治维新成功的思想之源。
　　(二)锁国之失
　　相对于“得”之评价，大部分学者对“锁国”都是持否定态度，给予“失”之评价。代表人物有:和辻哲郎——《鎖国——日本の悲劇》、辻善之助——《鎖国との得失》、徳富蘇峰——《近世日本国民史》等。二战后，和辻哲郎1950年发表《锁国——日本の悲劇》，对“锁国”全盘否定，认为“近世初期新科学发展以来，欧美人花费三百年的岁月.使科学的精神浸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日本民族在这发展的期间，锁住国门，其后的250年间，通过国家权力遮断了上述近世精神的影响。”辻善之助在《鎖国との得失》中写道“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阻碍，也出现了国内产业发展迟滞的间接损失”。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德川幕府·上期上卷》中作为“锁国”论的“鎖国の代価幾許ぞ”一文里，认为“日本因为锁国政策，至少损失了二百五十年”。“日本从锁国之梦醒来。欲实践开国进取之国策而睁眼看世界之际，所有的空地都竖起了约定的标牌，以至于再无插足之余地。此时慷慨长叹，为时晚矣。”在德富苏峰看来，帝国主义各国已将全世界划定了势力范围，长期锁国的日本已经无利可图。
　　由于锁国，日本无法积极吸收欧洲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从而落后于世界潮流，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太平洋战争败北的原因之一。嘉永6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二百多年的锁国招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锁国成为日本受到不平等待遇讨伐的重要原因。
　　另外，关于锁国，板泽武雄的《鎖国と鎖国論》；栗田元次的《鎖国の成立とその影響》；杉本勋的《鎖国の形成》；河原田耕的《鎖国論—日本迈入〈近世〉的序幕》；金川太郎的《鎖国の形成》；海老泽有道的《鎖国史論》等，都是锁国研究成果的代表作。
　　二、锁国开放性
　　大陆第一本《日本通史》对“锁国”概括道:“从1639年颁布最后一次锁国令到1853年美国叩开大门的200多年时间里，日本在国际环境中完全处于孤独状态。”其实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锁国”被看作是自给自足社会的同义语，而近世的日本并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充分地保持着与周边诸国和各民族的关系。事实上，日本的锁国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却是开放的，并由此培育出适应近代化要求的社会基础。其中主要表现在兰学的兴盛繁荣和长崎贸易的发展等方面。兰学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在日本知识阶层中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摄取西方近代学术的学问。日本在锁国期间一直通过与荷兰的贸易关系随时收集着西方社会的各种信息，例如: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跟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据日本学者不完全统计，到明治维新前，有34所兰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塾生。在明治维新时期，众多的兰学人材担当了社会变革期的中坚力量。兰学家吉田松阴16岁时著有《异贼防御策》，认识“墨守旧套，非适今日之用”，主张学习西方，“宜取大炮、步枪、西洋之节制、器械。”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日本人的世界观很深。兰学兴盛时期，1774-1852，日本人翻译外文书者147人，译著500多种，由于兰学发展，使日本没有像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大大落后，培养了批判封建意识的萌芽。此外，自1641年起的200多年间，江户幕府坚持锁国政策，断绝着与外国的一切贸易交往，而在这一期间，长崎却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中日贸易最盛时，整个长崎地区的人口只有5万左右，而来自中国的商人就达到了1万之多。锁国期间，兰学兴盛繁荣，长崎贸易发达，给日本经济发展奠定基出，并确立了新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日本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就现有史料来看.在实行“锁国”政策的当时，日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国家处于“锁国”状态，也没有“锁国”这个概念。“锁国”是后世学者们对江户时代的一个具有定性色彩的评价用语。1639到1854的日本，并非处于真正意义上的与世界隔离独自封闭的状态。与其说他锁国不如说当权者为了维护幕藩政治体制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而实施的一种手段。时代在发展，不能仅仅用一个“得”或“失”来统述日本这二百多年开放性的锁国历史。应该具体阶段具体分析。片面的说其“得”或“失”都是不完全的，绝对化的评价。都不符合唯物主义世界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