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英：夏征农老师教我树立理想信念

　　1938年2月，我在上海仁济高级护士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新四军，从上海坐船到皖南，被安排在教导总队下属八队(女生队)一班学习。夏征农同志在那里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主任教员。由于自己在转接党的关系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有幸当面聆听了他的教诲，从而为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我是1934年8月考入上海仁济高级护士学校的，入校时用的名字是瞿红霞。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第二年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日本侵略者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无比愤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进校后在高班同学带领和地下党员曾志同志的领导下，我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我校集体加入了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八一三淞沪战争后，日军侵占了上海华界。由于我校地处英租界中心，又是英国人所办，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到年底高年级同学纷纷离校，有的去参加八路军，有的去参加郊区游击队。校内的抗日救亡工作自然就落到我的肩上。由于肩上有了担子，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十分迫切希望有个依靠，希望能够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党组织的领导与支持。我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时，用的名字是瞿梦萍。1938年2月，陈珈同志(冯定同志夫人)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我的入党申请，由她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新四军成立后，因为赴前线作战，急需医务人员。我刚毕业，便申请参加新四军。组织上批准我以群众身份参加上海市红十字会救护队去皖南，一行28人，由我担任副队长。1939年2月4日下午，乘坐瑞商轮船赴温州新四军办事处转道。第二天清晨，船出吴淞口，天刚蒙蒙亮，日本兵上船检查，带队的领导，只能笑脸相迎，谎称我们都是失业工人，因为生活无着，回乡务农。日本兵还要我们每个人在花名册上填上自己的名字。为了不让鬼子了解到真实情况，也免得连累家庭，每个人都报了假名。上船的日本兵中有的端着刺刀，在行李上乱刺乱捅。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凭什么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家可以为所欲为?!我越想越气愤，不禁联想到苏联英雄夏伯阳。我想自己也要做个左派英雄，就在花名册上填了个“左英”的假名。我要飞马持枪上战场，驱除倭寇为国争光。真没想到，70年前自己起的一个假名，一直沿用到今天。也完全没有想到，这使我有缘当面聆听夏征农同志的亲切教诲。

　　离开上海前，妇委的曾颖明同志为我写了封信，要我抵达皖南后，到新四军政治部去接上党组织关系。入伍以后我要求先学些政治军事知识，再去军医处工作，因此被安排在教导总队下属八队(女生队)一班。当时用的名字是左英，在填写表格时曾用名栏内只写了瞿红霞，而没写瞿梦萍。

　　为接上党组织关系，逢到假日，我便带着介绍信去新四军政治部，接待人员允诺查到后即答复我。谁知道前前后后去了5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未找到”。因为接连几个假日我都去政治部，致使同学们误以为我有男朋友在那儿，弄得我有口难辩。

　　一个多月后，我从一班被调到七班，担任学习副班长。班长是女红军陈斐然(傅秋涛同志夫人)。她见我工作认真负责，乐于帮助同志，找我谈心，提出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对她讲述了自己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经过，和多次去政治部未能够接上党组织关系的事。她告诉我，八队政治指导员王仪(李一氓同志夫人)就是党代表，建议我“可以对她讲讲” 。我即找王仪细细汇报了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经过。也讲到了自己改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