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及其政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方面。他指出：“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1938年初，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工作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5月，毛泽东指示即将赴山东开展工作的干部，要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他还当面叮嘱山东省委负责人，要向鲁中、鲁南山区发展，注意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据此，山东省委决定有计划地全力创建抗日根据地。当年，山东陆续在鲁北、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泰西、鲁南等地创建了根据地，后又开辟了冀鲁边、鲁西、湖西等根据地，使党领导的军民开展敌后抗战有了战略基地。

　　建立政权是抗日根据地形成的主要标志。没有政权抗日根据地就不会稳固，抗日武装也无依托，因此抗日根据地必须创建政权。抗战之初，山东党组织一度对建立民主政权重要性的认识和经验不足，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极力阻挠，所以各地抗日武装建立后，未能迅速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建设也是党中央极为关注、一直强调的重要问题。1938年4月在山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前后，毛泽东就提出：“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在范(筑先)专员地区……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 抗战爆发后，在日军进攻下，国民党加委的从省到县的政府官员跑的跑、逃的逃，为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提供了时机，毛泽东随即要求“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1939年4月，他又提醒山东分局：“今后如有专员、县长逃跑，我即委任专员、县长，尤其胶东半岛方面应如此。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让任何人撤换。” 次年1月，毛泽东致电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再次强调：“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 山东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建立政权的重要性，加快了政权建设的步伐。山东分局作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教育干部端正对政权建设的认识，接受过去忽视政权建设的教训，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派干部组建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具体方法是：在敌人“扫荡”中旧政权跑了的地方，我军立即委任新的专员或县、区、乡长，然后再进行民选，以树立新政权;在反击顽固派的磨擦中建立新政权;在民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中及反对汉奸与反动分子的斗争中建立新政权;在群众拥护及我们有足够武装力量下，即使旧政权还存在，我们亦寻求机会委任新县长、新专员;在还能用“灰色”面目求得国民党当局委任的地方，仍求其委任。山东分局要求各地：除自上而下争取政权外，亦自下而上争取政权，绝不放松争取县、区、乡政权的一切机会。

　　1939年5月，山东分局在《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中，要求各地加紧建立抗日政权。次年3月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后，山东分局马上作出《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政权建设加速。1940年7月，在沂水县南部青驼寺召开了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成立了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的民意机关——省临时参议会，由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中间分子组成的“三三制”政权、全省统一的行政机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及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等群众团体。省战工会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实行民主选举，充分发挥参议会的职能;下级区、乡、村政权以工、农、革命知识分子及进步分子为主，以保证进步法令之彻底执行;县以上政权吸收士绅名流参加，以资号召。党依靠人民坚持抗战，就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基层政权，反映人民的意志和诉求;村、乡政权是民主政权的最基层，最贴近群众，是全部政权的基础，必须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因此，各地在基层政权民选中，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如“豆选”、“香头选”等，以充分反映民意。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一些先进的工农分子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如湖西区政权机关中有52位农民任职。到1943年夏，省战工会已下辖4个主任公署、2个相当于主任公署的专署、11个专署、90个县政府(新地区不包括在内)、663个区政府，在根据地10128个村庄和游击区12443个村庄中普遍建立了权力机构，各级参议会也逐步建立健全起来。根据省战工会的要求，村级一般都建立了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