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巴：无畏书生(2)

　　1941年、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武汉失守后，湖北省政府退居恩施，这个小地方一下成了第六战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除了演出，杜巴和队长刘斐章还经常在《武汉日报》、《新湖北日报》上发表文章，开展抗日宣传，巧妙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六战区长官陈诚要他们“大力宣传开国盛事，不要写，不要画，不要演，不要唱亡国之音”，而演剧队即将上演的《明末遗恨》，借古喻今，显然不能通过。几经商讨，他们来了个“换汤不换药”，将题目改为《碧血花》。刘斐章赶写《略论<碧血花>的演出》，杜巴则写了《修改(碧血花)剧本的商讨》。二人一唱一和，把当局搞得云里雾里，使该剧得以顺利公演。

　　在恩施，顽固派对革命志士的迫害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演剧六队是由一些热血青年组成的文艺队伍，里面有地下党员，由于找不到确凿证据，敌人对其难以下手。有回地下党员李虹在给女友的信中不慎败露了自己的身分，特务将其活活逼死，并借机制造舆论，企图进一步迫害整个演剧六队。为了安慰死者，也为了保护整个集体，队里动员多方力量，为李虹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与会人员同声高唱着由杜巴根据一首苏联歌曲填写的挽歌，歌声时儿高亢，时儿低沉，唱出了积压在人们心头的悲痛和对黑暗统治的愤懑。歌声震人心弦，全场泣不成声，给了特务们当头一棒。杜巴撰写的挽歌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词：你为什么要死去?

　　1943年六队转移到万县，杜巴遵照组织安排未跟去，留在恩施。在接替杨培新主编《新湖北日报》和《武汉日报》副刊时，他率领夏木三(夏木元)、尹本栋、秦敢、张行立、张天定等一批比他年轻的同志，利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机关报的副刊版面，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一切法西斯独裁统治，宣传爱国爱民思想。他在半年的时间内，挥笔撰文六、七十篇，大约三天就有一篇文章见报，其中许多是有关音乐和戏剧方面的论述。他的《乐谈》之一至七，通过杂谈音乐艺术，淋漓尽致地揭露法西斯独裁统治，诉说着人民的爱与恨。1943年4月28日的《长江》上，发表了他的《无声音乐》(乐谈之一)。这篇文章指出，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可以“使整个在他高压之下的土地成为一片大的沉默”，但是他们“却始终无法消灭作曲家脑子里的豆芽菜，演奏家脑子里的乐器，歌唱家心上的声音，和人民心照心的语言!…‘他们无须借重声音的领域来诉说他们的思想感情，却以雄视阔步的姿态，纵横于无声的音乐领域之中，当它发展到饱和点，它会依然绝然地摧毁这种暴力，突然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来的!”

　　八年抗战的炮火刚刚止息，内战的硝烟又在各地燃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杜巴悄悄地离开了演剧六队，开始在国军中从事策反工作。事发被捕后，他亮出了父亲的牌子，当局只好放人。第二次被捕后，他父亲气得要命，举枪扬言要毙了他。可杜巴并未因此畏缩，不久又被抓获，但这回关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父亲。父亲将他锁在一间小屋里，杜巴设法破窗逃出。其时，组织上觉得他已不宜呆在湖南、湖北，便将他调往四川，在丰都适存女中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他被特务发现，与作家骆宾基、丰村等一起被捕，经受了敌特残酷拷打，后经文化界及《新华日报》等多方营救与舆论支持得以获救。出狱后，组织上安排他去上海，参加了“新中国剧社”并在学生、工人中组织歌咏队进行革命活动，其间他在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艺术》、《新音乐》上发表文章。1948年杜巴经北平到达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文工团音乐组长。1949年他父亲在从。老家赴重庆的途中因汽车失事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