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纪实：抗战中的陪都女性（1）

　　“对于我自己的不幸，我一点也没有埋怨母亲。”刘群英说。1938年9月，17岁的她加入逃往四川的难民队伍，带着幼弟和母亲的她花了一年才走到重庆。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够得到一对安徽兄弟的帮助，默许了那个哥哥对女儿的性侵犯。当时还是个女高中生的刘群英在艰难跋涉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又很快在躲避轰炸的逃离中永远失去了他，然而她一生的不幸，还只是个开始。母亲为此一生自责，但刘群英不那么想，“事实上，母亲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对不幸的人要富有同情心，即使在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也总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等等。”

　　当年差点去参军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女高中生，后半生都留在了重庆。刘群英在赈济会委员会的机关小学教过书，抽空时给邻里几个穷困妇女免费上过课。教书的工资是每月三个银元，但由于校领导的克扣，拿到手里的往往只有一半。虽然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斗米，可即使如此，她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校长能够在发薪日的一早把钱给她们，因为如果校长去参加了朋友的宴会，又去打麻将，直到下午很晚才回来，她拿到工资时的这点钱就只够买两升米了。

　　由于婚姻的不幸，刘群英和母亲、幼弟与小女儿一起生活，微薄的工资无法养家，但由于教职在身，她晚上必须隐姓埋名，到没有人认识她的很远的地方帮人洗衣、做清洁，赚点外快。“如果学校所在地区的那些人知道我晚上做的这些事情，我很可能会因有辱教师这个职业而被学校开除。”

　　连年的战争打磨着无数和刘群英一样的普通中国妇女，她们战时最大的努力就是拒绝死亡和保护家人。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Fairfield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李丹柯说，“战争本身并不能赋予妇女力量，使她们变得强大;是反抗侵略、而非战争，使中国妇女获得了力量。”长久以来，谈及战时女性，总难以避免地将她们视为单纯的受害者和被动的受益者，而李丹柯认为，普通妇女在抗战时期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在战时的日常生活，同样是一种非正式的抗日民族主义。但现实是，这部分历史一直以来都被忽视和静音。

　　为了追寻这部分即将被湮没的历史，李丹柯寻访了所有她能找到的抗战时期生活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普通妇女。2001年，李丹柯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重庆黄沙溪一片片破旧不堪的水泥房子前，这里被重庆人视为现代贫民窟。很多房子的门窗都没有了，门牌号也都消失不见，她挨着问路，但这里没人认识“刘群英”。介绍她来的朋友建议她打听下“刘婆婆”，于是奇迹发生了，所有人都自告奋勇地为她带路。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刘群英都在当地一所小学教书，住在贫民窟里的老居民很多都是她的学生。“刘婆婆”在此地很受尊敬，当地居民偶尔有什么困难和麻烦都愿意请她出面调解，而不是求助于警察或居委会，刘群英笑称自己是“乞丐帮主”。然而当这个心胸宽广的老人和李丹柯聊起往事，两个女人不由得一起哭了起来。刘群英对李丹柯说：“如果你早10年来，我都不会和你说这些，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再没有多少年可以活下去，这些故事再不讲，后人永远不会知道。”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李丹柯走访过50多位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重庆的妇女，有些人的记忆已然模糊，但她至少还抓住了一些最后的声音：“我以为把钱放在银行里就能生钱。哪晓得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有时100块钱头天能买十斤米，第二天可能就只能买一斤了。我把几年的工钱全存在银行，希望可以赚点，结果到头来物价飞涨，我几年的工钱最后只能买一碗小面。”(宝淑珍，女佣人，1919年生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