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渤海文物的掠夺(2)

　　日本除盗运“鸿胪井碑”至日本外还将其他地方的历史石刻石雕盗运至日本时间也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前后，也与白鸟到石刻所在地活动相联系的，事隔近20年后，有人前来调查时发现一些重要石刻不见了，有的已运往日本。据鸟居龙藏《满蒙古迹考》第七章金之上京记录，鸟居于1927年到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调查，他看到上京城内尽成耕地，不仅无丘上的建筑物，而所有之石件大概运往阿城市街。“据闻明治四十年顷将此地之石送往日本内地作庭石者甚多，今竟不留一石础，仅能见石臼之破片，殊属可惜，故城之内，一无所见，白鸟博士当时发见之碑文已运往他处(此碑文指宝严大师塔铭志――笔者)当时曾掘得许多之古镜，今殆完全取去，已无可寻矣!“据此可知日本一些官员军人或学者以及其他行业之人，曾经盗运金上京城址内石雕石刻送回日本，还搜集或窃取出土铜镜等文物，可见他们不仅盗运回日本同渤海有关的“鸿胪井碑”等文物，这是已知或见于著录的，至于未知的其他地区的珍贵文物同样会被大量窃取的。

　　19世纪，特别是从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我国的文物宝藏流失海外的已无法统计了，粗略估算至少有百余万件以上，实在令人痛心，这是国家贫弱，当局腐败无能，甚至不排除个别官员忘祖求荣而以宝藏为献。东北解放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根本好转，但盗掘走私仍然存在。过去流失的渠道多种，除走私外，列强的掠夺是一个主要方面，文物宝藏的流失等于五千年文明历史链环的损坏，中华民族劳动创造的智慧与血汗凝结的象征和纪实物证的失落。唐代渤海文物的流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进行对历史文化资源掠夺的典型一例。

　　我们在前面谈过，日本研究“满蒙”史意在了解“满洲”的过去， 同时也是把握和深入了解现状不可缺少的环节，以便决定或左右其未来。未来什么样?未来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王道乐土”，这是由日本领导，以日本为核心的一种殖民帝国构想。追溯“日满”亲善由来己久的历史成为必然趋势和不可或缺的。而“日渤”亲善历史已有千年之久并在日本传为“佳话”，掠夺这段“亲善”历史物证也是“应时代之需”了。

　　在掠夺渤海文物过程中，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东洋学界是怎样配合日本当局掠夺渤海文物的?众所周知，日本的东亚考古学会成立于 1926年3月，这是日本向海外渗透和取得或掠夺相关国家文物宝藏的一个学术性机构，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后，随即积极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渗透和掠夺。该学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提供了相当的资金支持。日本东亚考古学会首先掠夺的对象是我国和朝鲜。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我国辽东地区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单坨子等遗址，旅哈俄籍考古学家B·道利马乔夫应发掘主持人滨田耕作、原田淑人之邀也参加发掘，我国学者马衡、沈兼士等参加部分发掘工作。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旅大牧羊城遗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变后，特别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资助的东亚考古学会开始发掘渤海遗址 (主要是都城址)，掠夺渤海文物。他们发掘的渤海城址不止一处，而有的城址曾进行多次发掘。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掠夺性发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这次发掘的主持人原田淑人(1885――1974年)，190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后在同校任教，研究东洋史。1914年任东京大学讲师，1918年任“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委员，在朝鲜作过考古调查和发掘。1921年任副教授，参加九州宫崎县境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后赴欧美游学，还曾在欧洲各国和埃及访问考察。1925年原田来到山西、河北和山东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27年参加旅大貔子窝等处发掘，1933――1934年主持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1938年任东京大学教授。1939年获文学博士。1943年任日本学士院会员。1947年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原田著述较多，除考古发掘报告外，考古与文献结合研究成果。主要著述有：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东亚古文化研究》，60年代出版《东亚文化论考》、《汉六朝的服饰》，70年代出版的《唐代的服饰》、《东亚古文化说苑》等。原田主持发掘渤海上京城址，是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和资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