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战场谱华章 口述／谢文运(3)

　　当时，农村进步知识青年不多，1940 年冬，区政府抽调我参加南峰县政府举办的合理负担训练班，同去的有四五人，我们吃过晚饭趁天黑出发，不到天明就到了目的地(朝城西南方向的王店村)。训练班的主办人是县财政局的蒋小亭，学员白天上课， 晚上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敌人偷袭，平时都是学员自己做饭，大约20 多天训练班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普查，把地分为三等九级，确定好1 亩标准地缴多少公粮， 把各农户的土地丈量后，将1 亩盐碱地、贫地折合成不同量的标准地，按标准地亩数来交税、交公粮。训练班结束后，我们回到区里，先在黑刘家、榆林、西函丈3 个村试行合理负担，大约半年的时间完成任务。后因日军“扫荡”“三光”政策等原因， 合理负担政策于1942 年秋季结束。合理负担政策的推行，减轻了群众负担，也体现了中央制定的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合理负担试行结束后，区里把我留下协助财经助理专做征粮、藏粮和发放粮秣工作，正式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征收到公粮后，防鬼子、汉奸抢，就挖坑藏起来。我们选一个地方，挖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圆坑，用麦糠、席、草苫子等铺在底部，然后把粮食倒进去，上面再用这些东西裹好、盖住，后再埋藏起来，不留任何痕迹。大约每季度发放一次粮饷，发完粮食，继续埋好。

　　创建支部 壮大力量

　　抗战初期，在日军的猖狂进攻下，鲁西北各地的国民党驻军、官员和封建势力的上层人物纷纷携款举家南逃，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一片惶恐笼罩在鲁西北上空。记得村里有个50多岁的哥哥，在租借地天津卖苦力、拉洋车，整日见洋人颐指气使的模样，回村后便经常散布洋人如何神气、如何厉害，日本武器如何高级等言辞。虽然是高小肄业，但我在学校受到了抗日救国、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教育，明白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便积极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中来。我和一个大侄子(与我同岁，曾在吉林煤矿做苦力)便经常与他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在乡邻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抗日舆论氛围。

　　在区里担任财经助理时，我认识了区委组织委员刘作，他决定发展我为共产党员，1943年6月，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家乡一带遭逢一场特大灾荒，抗日部队、机关供给严重不足，连日常工作都难以为继。于是，区委党组织派我回村从事基层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灾荒期间主要是抗灾救灾。

　　1943年春夏之际，村里人被灾荒折腾得不成样子，不要说吃糠咽菜，连树皮、树叶、野菜、草籽也寻不着、吃不上，村民甚至把烧火用的玉米棒芯和喂牲口的麦糠碾碎磨碎用来充饥。记得父母让我去妹妹冢乡集市上买谷糠秕子，因为我无知，买来的是黍糠，黍糠味苦无法下咽，母亲用凉水淘了晒、晒了淘，一连几遍苦味不减，全家像吃黄连一样硬硬地让它下了肚。我的一个堂哥去附近的小嫂家，饿死在回来的路上，连尸体都没找到。有个本家侄子，年龄与我一样大，在给本家爷爷送葬时，吃了一顿饱饭，却活活给撑死了。这样，直到这年秋天，秋粮和瓜菜下来，大家才渡过这一难关，熬了过来没有饿死。

　　灾荒结束后，党组织指示我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培养建党对象。于是，我在本村发展党员3名，建立起临时党支部。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开会、研究工作、发展党员等一切活动都是在夜间、庄稼地里、僻静处。后来，随着共产党农村政策的深入，农村党组织也随之迅速壮大。我村党员发展到十几名，正式建立了党支部。这时县、区委对我村的工作极为重视，住村干部不断增加，先后有区抗联主任、公安助理、区妇联干部等。区抗联主任曾专程到我村召开支部会，研究部署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我们也多次向县委书记赵西岳同志汇报工作、取得指示，各项工作十分活跃，我村党支部也成为全区群众运动发展最快最好的先进党支部之一。

　　日军“扫荡” 投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