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于炳然(2)

2017-12-08 11:1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在重庆期间，于炳然与在重庆的东北上层人士如李杜、刘哲、莫德惠、邹作华、万福麟以及王芃生等经常往来，相处甚好，因而常取得他们对“东总”工作的支持。当时“东总”经费困难，甚至连许多同志的最低生活费用都难以保障。于炳然就曾经每月从李杜那里拿来三四百元钱，给刘澜波、于毅夫、陈先舟、徐仲航、张希尧、韩乐然等同志作生活费用。为曹松华、车向忱以及赵清黎、卢广声同志的生活和“东总”工作上的需要，也曾找过王芃生帮忙。

　　于炳然在武汉和重庆时期，曾发表大量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他在《反攻》半月刊上发表的《从“叩马书生”说起》和《甲午海战的教训》两篇文章，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于炳然在白区做情报工作，是在刀丛中生活，随时都有被捕和遇害的可能。他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曾进行过多次交锋。

　　1938年4月，戴笠与于炳然曾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戴笠神色诡谲地说：“当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于卓(当时驻苏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你有四个优点：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第四是很重义气。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在莫斯科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他的结论是：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据我的观察，于卓说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只要你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戴笠说完之后，于炳然从容不迫地问他：“那么假如明天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后天，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于武官说我的四点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决非事实……”。使戴笠既威吓又利诱的软硬兼施伎俩收场。

　　1939年8月，于炳然按党组织的部署，正式到“国民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就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于炳然任敌情研究组组长。因此国民党“军统”、“中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种情报，在他手边都有一份。他把这些情报，及时地让人复写，送交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1年，于炳然奉命撤回延安。临行，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他到西安说服高崇民接受林老(林伯渠)的经济援助。到延安后又以“党政战地委员会”少将视察员的身份，去陕北榆林视察了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

　　1941年于炳然入马列研究院学习，后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国际组组长。在此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1943年3月，调中央社会部任调查研究组组长兼代理第四室(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时，隐藏在党内的大阴谋家康生，利用窃取的权力与陈伯达合伙，对于炳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竟无中生有地说：“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由此，于炳然被押进监狱达数年之久。1946年，周恩来副主席得知其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立即由重庆发回电报，证实于炳然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真实情况，从而，得以恢复自由，恢复党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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