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4)

　　1957年，全国开始了“反右”运动，民革的陈铭枢和龙云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无恙。“大鸣大放”时，中央统战部来了两位处长，希望祖父给共产党提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非要说，我也只能说共产党好。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见，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会上的轰轰烈烈的建设，至于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问题，他并没有看到。他跟我讲过，原来一天两本《大内参》觉得看不过来，就退了。每天只看《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所以不大了解社会上的问题。其次，他这个人一生都是非常谨慎，自己没有考虑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去讲，有点儿街谈巷议，他觉得不是我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讲，因此“反右”对于祖父来说“风平浪静”。

　　1957年，他和张治中、邵力子等，一同前往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管理所，看望曾经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旧友。祖父看到杜聿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与杜聿明一别十年，真是恍如隔世。十年前指挥数十万大军的杜聿明，躬腰跛腿、满面病容。如今却是神清气爽，精神焕发。

　　1966年“文革”爆发，听祖父讲，那时候红卫兵乱搜家，根本就是无法无天了，只要觉得谁家有事就抄家，没人敢管，他们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不过，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祖父跟刘少奇、贺龙都算同乡，尤其是贺老总，他的老家湖南桑植县与祖父老家湖南石门县相邻，所以有时见面，贺龙老是说：“洞国，你到我家去坐坐。”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帅，公务繁忙，怎好打扰?可在“文革”时有人要他揭发贺老总，他坚决不干。祖父这个人从来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线，毫不含糊。

　　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当时是海军副参谋长，海军造反派到我家跟我祖父谈，让我祖父揭发张学思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大叛徒，大内奸”。祖父想这从何来?有什么根据呢?造反派就“启发”他，说“当时国共在东北内战，三人调停小组时，张学思曾密谋向国民党投诚?”其实就是叫祖父指出，共产党方面派到东北军调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思是“内奸”。祖父想了想说不大可能。那边就继续“启发”，说“我们现在有确凿的事实，而且张学思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事。你的年纪大了，而且隔了几十年了，再好好想想。”祖父说再想想。之后这些人不断来，来了好多次。祖父后来跟他们讲，这个事如果有的话我应当知道。当时，他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是副司令长官，而且是管作战的，杜聿明生病，他两度代替指挥，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祖父讲：“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一直还算客气的造反派这下急了，就拍桌子说：“你不老实，你没有冤枉好人，难道是我们冤枉好人了吗?”祖父一看这些人翻脸了，出于自尊他冷冷地说：“你们冤枉没冤枉好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冤枉好人，对不起，我累了。”自己就到卧室休息去了。当时这样的举动，就准备着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后来也没事。

　　为老兵们尽一点力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就开始恢复工作，1979年，祖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已经年近八旬，仍积极建言献策。八十年代，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老兵特别多，当时我妈管家，每个礼拜都有几个来求助的老兵。这些老兵没吃没喝，来了以后就住家里，走时还得拿点儿衣服、拿点儿钱。更多的老兵上访写信，祖父得开一个证明，说明他的历史情况。那时我们家每个月光买邮票的钱就是六七十块。后来，民革中央机关说这个钱是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老人家的一贯想法，觉得给国家减轻点儿负担，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很痛苦，“这些人原来跟着我，抗战也抗战了，内战也打了，最后也跟着我投诚了，还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人家确确实实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现在有困难，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帮这些人做点儿事，聊表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