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寅邪狱始末 丙寅邪狱的背景和过程

 

　　兴宣大院君发动丙寅邪狱的原因是复杂的，国际上他已经没有必要联合法国对抗俄国，而国内他对天主教的宽容成为闵妃等反对势力的把柄，这样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他发现天主教对他统治地位的动摇，他便不得不对天主教采取行动，由此才酿成了丙寅邪狱。究竟丙寅邪狱的始末是怎样的呢？
　　背景
　　朝鲜原本是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封建国家，封建等级制度非常森严。18世纪，天主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天主教随即在地下迅速传播，并遍及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天主教的思想理念及其广泛传播带给朝鲜统治者巨大的威胁，他们一再宣布天主教为“邪教”，并多次镇压，制造辛酉邪狱、己亥邪狱、丙午邪狱等屠杀天主教徒的事件。但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并没有因为朝鲜政府的屡次镇压而消亡，其势力反而越来越大。1831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宣布朝鲜教会与北京教区分离，成立独立的朝鲜教区，1836年，法国传教士罗伯多禄（Pierre Philibert Maubant）在朝鲜教徒的接应下越过鸭绿江潜入朝鲜，此后朝鲜始有欧洲传教士进行传教（此前有两位中国人传教士周文谟和刘方济先后在朝鲜传教），并都来自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
　　1839年“己亥邪狱”发生，最早进入朝鲜的三名法国传教士范世亨（Laurent-Joseph-Marius Imbert，朝鲜教区主教）、郑牙各伯（Jacques Chastan）、罗伯多禄同时殉教。到朝鲜哲宗年间，执政的安东金氏对天主教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因而又有朝鲜教区新任主教张敬一（Siméon-Fran?ois Berneux）等10余名法国传教士陆续潜入朝鲜，他们在朝鲜开办地下学校、刊行书籍，治病救人，收养孤儿，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不仅民间信仰天主教者极多，即便是两班贵族中也有大量的天主教徒，据教会统计的数字，到丙寅邪狱前夕朝鲜的天主教徒多达23000名，法国传教士12人。
　　1864年以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执掌朝鲜国政。兴宣大院君是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的生父，他原本并不反对天主教，他早年落魄的经历甚至使他对宣扬“人人平等”的天主教还有一丝好感。不仅如此，他的妻子骊兴府大夫人闵氏信仰天主教，高宗的乳母朴召史也是天主教徒，所以朝鲜的天主教势力对大院君抱有很大的期望。
　　当时，俄罗斯帝国透过《北京条约》割走了原属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近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朝鲜的近邻。1864年，朝鲜东北边境的庆兴收到了俄国的通商要求，朝鲜称之为“异样人之投书”，1865年又发生了几次俄国人边境投书事件，1866年1月，一艘俄国军舰又出现在朝鲜元山，要求朝鲜打开国门，与之通商。沙皇俄国的扩张引起了朝鲜全国上下的高度震恐和警惕，防俄成为当时大院君政权的棘手问题。朝鲜的天主教徒虽然已有20年没遭到大规模的迫害，但一直顶着“邪教”的帽子而没能根本性的翻身。防俄之议出现后，天主教徒认为这是一个获得宗教自由的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开始尝试说服大院君。谁知这竟酿成了朝鲜历史上最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丙寅邪狱。
　　过程
　　自俄国人在庆兴投书以后，兴宣大院君便已与天主教徒之间秘密联系了。1864年7月13日，朝鲜教区张敬一主教在写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长阿尔布朗（Fran?ois-Antoine Albrand）的信中提到大院君并不敌视天主教，当接到俄国人要求与朝鲜通商的投书时，大院君通过一个官员向他转达了“如果法国传教士能驱逐俄国人的话，就保障宗教自由”的意思。1865年10月2日，张敬一又给阿尔布朗写信表示：“最近通过一个官员，就俄国人要求进入朝鲜境内一事同大院君进行了几次接触，大院君亲切地接受了我们的联络。其夫人秘密派人要求我给驻北京的法国公使写信，让他派人到朝鲜要求宗教自由。汉城的高官们也盼望着法国船只的到来。我主张在与大院君商议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目前传教依然被禁止，但我们的处境很好，相信明年会更好。”
　　张敬一书函所反映的正是1864年至1865年间大院君与朝鲜天主教徒秘密往来的事实，热衷于说服大院君的教徒有前承旨南钟三、进士洪凤周（张敬一的助手）、金勉浩等人。洪凤周与金勉浩在1865年底大胆地写了一篇防俄建议书，主张朝鲜联合法国和英国对抗俄国，由法国传教士中介交涉。这个建议书通过大院君的亲家赵晋基递给大院君，但大院君初看以后面有难色。南钟三又让高宗乳母朴召史去说服骊兴府大夫人，府大夫人说：“还呆着做什么？俄国人来朝鲜侵犯国土，能阻止这个不幸事端的人只有张（敬一）主教了，可他却去地方巡回传教了。请给我丈夫（大院君）写上书吧，会成功的。”因此南钟三又对原建议书加以修改，并携新的建议书赴云岘宫面见大院君，力陈与英、法联合抗击俄国之必要性与急迫性，保证张敬一能使朝鲜免受俄国侵略。大院君为其所动，命令各地隐秘活动的法国传教士火速前往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声称将要接见他们，共商抗俄大计。
　　南钟三受到大院君谈话的鼓舞，将此事讲给教徒们听，于是大院君召见法国传教士、容许天主教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地天主教徒纷纷公开活动，云集汉城，欢呼雀跃，又是举行特别礼拜，又是计划在汉城设立中心教堂，对未来充满憧憬。至于张敬一的态度，正如其在书函中所表达的那样，他是不赞成自己主动出面的，但既然南钟三等人已争取到了大院君与传教士会晤的许可，他也就顺应形势变化了。当时张敬一在黄海道平山，副主教安敦伊（Marie Nicolas Antoine Daveluy）在忠清道内浦，得悉大院君召见他们的消息后，1866年1月25日和29日，安敦伊和张敬一先后进京。但到31日约定面见大院君时，大院君态度大变，竟以法国人缺乏诚意为由拒绝见面。朝鲜天主教迅速由形势大好变为岌岌可危。
　　1866年2月19日（丙寅年正月初五日），大院君派心腹李景夏逮捕了张敬一的仆人李先伊、天主教徒崔炯、全长云，揭开了“丙寅邪狱”的序幕。2月23日，张敬一、洪凤周被捕，其后丁义培、南钟三、李身逵、金勉浩、禹世英等知名天主教徒相继落网，12名法国传教士除了张敬一以外，又有8名被捕。1866年3月10日，大院君通过垂帘听政的赵大妃的名义，颁布了“禁压邪教令”，重申天主教是“邪学”，要“次第就捕，大行诛讨”。于是朝鲜政府以汉城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恢复辛酉邪狱以来历次“邪狱”所厉行的“五家作统法”，并规定沿海凡与外船来往者，先斩后启，对朝鲜天主教徒展开史无前例的大肃清。
　　大院君在镇压天主教期间，对教徒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种酷刑来逼供，供词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南钟三的供词中就有“尝再三往洋国，为美官，阶可我国吏判”云云，洪凤周更是被查出“招敬一为婿，籍其家，洋针至数柜”，也有许多“以校吏之睚眦而横罹者”，可见当时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大院君还对全国百姓声称天主教是洋人入侵的内应，号召和发动普通群众一起反天主教，于是人们到处喊着：“天主教徒是祸首，洋夷舰船休逞狂，污点要用血来洗，赶尽杀绝洋教徒”，将成批的天主教徒从悬崖峭壁上推入江中，因此被百姓自发杀死的天主教徒也不计其数。
　　据记载，张敬一主教在面对大院君的审判时，宁死不屈，1866年2月27日大院君与其长子李载冕亲自审问张敬一，问他“剩下的神父在哪里？”张敬一说：“不知道。”大院君说：“送你回国，你要回去吗？”张敬一说：“即使强迫我回去也不行。”于是大院君对张敬一施以杖刑，其后又问他：“还是不想回去吗？”张敬一说：“不行，不行！”后被大院君下令处死。其余8名被捕的传教士也被枭首示众。朝鲜教徒南钟三、洪凤周以谋叛不道之罪凌迟处死，并施以孥戮之刑，高宗乳母朴召史也被处死。时人记述当时情形说：“至是大索国内，缧绁相望于道，捕厅狱满，不胜裁决，其中多愚民妇童幼无知者，捕将悯之，恳谕令誓背教，信徒不听，乃以杖击之，期于悔改，而皮肉狼藉，血溅厅上，信徒辄欢呼曰：‘血花生于身，吾将升天堂矣！’捕将无奈何，遂缚置狱中，次第缢杀，每杀辄问能背教否，而虽童幼，亦愿随其父母登天，大院君闻之，令尽杀之，独赦童幼，弃尸于水口门外如山积，百姓股栗，逾畏威令”。丙寅邪狱从1866年开始，延续至1872年，每逢外敌入侵（丙寅洋扰、南延君坟墓盗掘事件、辛未洋扰）时就会掀起一次迫害天主教徒的高潮。辛酉邪狱300余人殉教，己亥邪狱200余人殉教，丙午邪狱只有金大建以下9人殉教，而丙寅邪狱期间殉教的朝鲜教徒约有8000至10000人，成为历次“邪狱”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当时潜入朝鲜的12名法国传教士中，张敬一以下9人殉教而死，只有躲进深山的李福明（Félix-Clair Ridel）、权神父（Stanislas Féron）和姜神父（Nicolas Adolphe Calais）3人幸免于难。丙寅邪狱发生两个月后，由于朝鲜高宗迎娶闵妃，在这种大喜的日子里不应有血腥的杀戮，故朝鲜政府放松了对天主教的迫害，随后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朝廷为了稳固民心，便没有下令搜捕天主教徒。乘朝鲜政府放松搜索之机，活下来的3名法国神父于1866年4月互相取得联系，并在汉城青坡洞秘密会合，在11名朝鲜教徒的保护下从忠清道塘里浦乘小舟逃往中国。他们于3日后到达芝罘（今山东烟台），随后向法国驻华使馆报告了事件经过，并请求本国救援，进而引发了1866年10月法国入侵朝鲜的“丙寅洋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