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与抗日：臭名昭著的军统光明的一面(3)

2017-12-03 13:3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日本为了取得战备资源和贸易的需要，伪造了大量法币和地方货币。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铸局公然伪造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九年版的法币10元券共500万元，100元券500万元，据统计抗战期间伪造法币总数达40亿元。日本人以100：60的比例将假币卖给不法的钱摊，使之得以进入非沦陷区。这些假币以假乱真，大大增加了后方法币的流通量，并对法币价值及大后方物资补充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物资外流、稳定大后方经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计划伪造沦陷区货币来抢购战略物资。

　　1942年初，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仿造汪伪货币，破坏其金融的计划。此事由宋子文、贝祖诒、戴笠三人负责，并获得了美国的帮助。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在国内收集了各种敌伪的货币，宋子文在美国秘密联系印钞厂代印。

　　在美国所仿造的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两种钞票。当时使用假钞分东南与华北两路，运送假钞的行动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装钱的木箱子外写明“特物”两字，下面编号，只有收件人才能开箱，连运送箱子的押送人员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

　　东南地区由忠义救国军各个支队、浙江淳安的货运局长负责，东南办事处处长指挥，这一区域一共运进了一万五千箱假币;华北方面由重庆用专车押送到老河口货运局长处，经商丘转送华北各地。除由美国代印高仿的沦陷区钞票外，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军统局也曾自印伪钞。戴笠专门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附近建有厂房，并从昆明中国银行印制钞票的单位等处挑选印刷工人。

　　日伪为了打击假钞，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恐吓手段，使“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一定影响。戴笠在报告中承认“特券”在沦陷区“未能达到预期成效”。特别在华北地区，日伪的“银联券”发行时间长、品相破败，而“特券”纸张精良、面貌崭新，故容易辨认，被发现扣押的次数较多。运送到商丘的第二批假币被日军发现，已经运送到界首的假币只好就地烧掉。

军统与抗日：臭名昭著的军统光明的一面

　　东南地区运送的假币在浦东抢购物资时被汪伪发现，不得不通知各地停用。日本人发现有大量假币流入市场后，他们也不断地变换货币图案，以此来阻止假币的流通。可是重庆的仿制速度也很快，而且印制的水平不断地提高，使日本人防不胜防。秘密就是军统在日本的谍报机构里安插的特工——林顶立。

　　林顶立，又名林一平，台湾人。此人精明能干，少年时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看中吸收，不久转入日本警视厅工作。

　　因为他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中国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很快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1939年林被派往厦门担任特高课的大特务头子泽重信的副手，负责中国沿海地区情报搜集。实际上林顶立是位心怀国家的血性汉子，曾多次计划投奔祖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成行。林借这次机会与军统局取得联系，被任命为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从此成为军统在日本特高课的双料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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