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宝鸡“工合”运动(2)

　　同时，组织流亡在宝鸡地区的失业工人、难民成立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接着聘请工作人员，招收有志青年，组织各种业务和技能培训。很快“西北工合”在西北各地成立的“工业生产合作社”达2000多个，安置了近20万名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成立的合作社有机械、制造、铁器、木器等40余种大的产业和行业。

　　“西北工合”在宝鸡下设了双石铺、宝鸡、陇县、凤翔等事务所。作为“西北工合”所在地的宝鸡事务所成立之初，成立了264个生产合作社，时有社员3500余人。生产了一部分军需用品和生活用品，生产产值达1亿6千万元。至1945年已设有弹毛厂、纺毛站、织毯厂、采木厂，还开办了织布、铁器、织袜、印刷等合作社。宝鸡生产合作社成立初期，一次就供应给抗日军队价值10万元的军用物资，药用纱布、药棉、绷带各3万磅;25万条毛毯;价值24000元的服装;千件军用大衣等。双石铺事务所开办了机械、纺织、造纸、制革、砖瓦等合作社。路易·艾黎还在双石铺杨家坪创办了培黎学校。“宝鸡工合”运动不仅解决了一大批难民、伤兵、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而且很快为抗日前线部队解决和支援了大量抗战军需用品。宝鸡办事处仅生产军用毛毯达83万条，解决了前方将士的燃眉之急。

　　工合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批对敌斗争的物质产品。1939年8月，“工合总会”及“西北工合”同军政部军需处签订了第一批军用毛毯40万条合同，由“西北工合”承担了30万条。1941—1945年连续签订了三批合同，承制毛毯60万条，总计100万条，其中“西北工合”承担了80万条。1938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军用棉大衣。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组织社员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赶制军需大衣，终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这一紧急任务，打包运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毛主席曾经对工合在解放区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工业合作社……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1940年，作家老舎从四川北上抗日前线途径宝鸡，创作了《双石铺——宝鸡》、《宝鸡车站》等充满爱国热情的诗篇。1941年10月，作家茅盾路过宝鸡时，感慨万千，写了一篇散文《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足见宝鸡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工合运动遍及西北、西南大后方和各革命根据地。生产出了各种军需民用品，有效地满足了抗战前线的需要和群众生活，毫无疑问得益于国际友人、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是，国民党把工合运动视若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打击、破坏工合运动。如，1941年夏天，国民党逮捕了“西北工合”办事处副主任、军毯制造管理处主任刘大作和供销管理处经理侯敬民、西安事务所主任徐维藩。在马营“工合”纺织站工作的共产党员章若雾、李怀信、刘维州、乔积玉和工作人员李华，被关押在西安劳动营，工合组织受到严重破坏。1942年，国民党再次逮捕刘大作、“西北工合”妇女部会计董平、宝鸡工合小学教师卢金声3人，关押在西安。又派大批军、宪、警包围工合办事处，掠夺文卷、信札、图书、报刊、杂志几麻袋。路易·艾黎也被特务监视。随后国民党将一批三青团骨干分子被安插在“西北工合”各部门。中共组织为了保护这些共产党员人身安全，将他们陆续调离“工合”。从此，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工合运动逐渐处于低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