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37年东北工人的抗日斗争（1）(4)

2017-12-01 12:4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何成湘返回东北以后，满洲省委曾几次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在7月12日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又组成了由临时中央政治局派来的魏抱一任代理书记的新省委，取代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力的原满洲省委，完全接受了“北方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和以后的新省委常委会议，还集中对原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所谓“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罗也被迫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出检查，其中主要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满洲党组织提出“反日而不反对豪绅地主”，“不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几个月来省委没有领导一次罢工”，“兵变运动的放弃”等。事实上，罗登贤所检查的这些“错误”正是他在任职期间(自1931年12月至1932年7月)，根据当时东北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而采取的比较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使得东北党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束缚，从而推动了东北人民抗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然而，他不仅被迫对此作了“检查”，而且在遭到“无情打击”和批判后，被调离了满洲省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在会议所通过的《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中，一方面强调将“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又规定“拥护苏联是目前的第一等的任务”。为此在具体工作中又确定：城市中工人普遍举行罢工与游行示威;农村中贫苦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军队中普遍实行哗变建立红军游击队，等等。

　　东北党组织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尽管由党派出的许多干部、工人、学生在各地创建红军游击队及做义勇军、救国军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党的全部路线是脱离群众的，根本无法“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并且给刚刚兴起的工农反日运动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其中对工人抗日运动的危害尤为明显。自1932年7月在东北贯彻“北方会议”决议，到1933年5月接受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期间，东北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中，都一再号召罢工、罢课、罢市，组织示威游行或“飞行集会”。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无例外地这样做。但这种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城市人民反日斗争是不可能持久的，它不仅严重脱离了群众，而且由于不断进行冒险斗争而暴露了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最终导致党、团和工人组织的破坏。例如呼海铁路沿线各车站和列车上，党的工作基础较好，党员和工人的抗日积极性很高。在各种纪念日到来时，只要党组织布置斗争，各车站和列车上都会在一夜之间贴上反日传单，造成“红色恐怖”的局面。这时，日伪军警立即荷枪实弹地检查旅客，并肆意进行迫害，致使群众不敢乘坐这条铁路上的火车;沿线党团组织也很快遭到敌人的破坏。又如哈尔滨电车工人的连续罢工，除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反日斗争的坚定性外，也具有一定的冒险主义性质。从1932年9月到1933年5月共举行4次电车工人罢工，其中的3次是由党团组织赤色工会领导的。虽然由于工人的勇敢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每次罢工都遭到日伪军警的包围，特别是在最后一次罢工中，多年建立起来的工会和党团组织，几乎被敌人破坏殆尽⑥。东北工人抗日斗争逐渐转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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