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3）(2)

　　此外，地下学联还经常组织时事讨论，介绍党和红军的情况，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动向，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学联还组织会员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等)，发动会员讨论中国革命前途和人生观，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学习内容，许多已经超出了一般救亡团体的要求，而只为左翼青年所欢迎。但这种学习确实提高了会员特别是学联干部的政治觉悟，起了革命启蒙教育的作用。至今许多当年的会员回忆起来，常常忘不了给自己“引路”的南京地下学联。

　　南京地下学联不得不去做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派一些同志，想方设法去查清中大和金大的CC派和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外围团体(如中大CC派的民锋社，生路社，金大CC派的新生社等等)接近他们，掌握他们的活动计划，了解他们的内部矛盾，分化其某些成员，设法在同学中暴露其中的一些顽固分子的面目，以利于我们进行斗争并保卫自己。这本来不是一个“学联”以至“先进青年组织”的任务，但那时，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们却不得不这样做。

　　南京地下学联还得派出得力的同志，去参加文化、妇女、职业各界救国会，支持他们的工作。

　　除了以上四项工作之外，我们也通过会员个人和外围团体，组织援助绥远抗战，派遣赴绥慰问团，发动支援青岛、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举行“九一八”纪念会(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禁止在“九一八”、“一二八”纪念日集会)，组织大一新生抵制军训，和高中学生在集中军训营中反对法西斯式的控制和无理折磨学生的斗争。不过，这些斗争规模都很小，没有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

　　南京学联自成立之日起，领导骨干就更积极地通过个人的各种关系，寻找党的组织，热诚希望得到党的直接领导。一九三六年年中，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陈国栋同志来过南京，后奕斋曾找到他要求解决南京学联一些同志的入团问题。(实际上1935年末中央已经决定解散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过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曾两次去上海新知书店找华应申同志，又一次和祁式潜一起到上海全国救国会找何伟同志，要求他们解决南京学联一些领导骨干的入党问题。一时没有结果，大家非常着急。当时狄超白同志代表南京救国会参与学联执委会的领导，大家从他表现出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看，认为他一定是共产党员，却不知道他确实在那一段期间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执委会有一次在我家开会，曾“围攻”超白同志，到夜深也不放他走，要求他公开“党员面目”，并且考虑尽快吸收我们入党。超白同志再三声明他当时失掉了组织关系，不能代表党解决我们的组织问题。我们却不相信，反责备他不信任革命青年。当时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幼稚可笑的。但却表明那时我们的一些年青同志，在党的思想影响下，在革命运动中，如何热烈地盼望得到党的领导，如何迫切地要求自己能加入党的行列。这其实也不只是南京学联少数领导骨干的思想状况，它代表了南京学联更多会员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要求。抗战爆发，众多的南京学联会员立即奔赴延安、战地前线或参加后方党领导的救亡团体。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当人们一旦能够接触到党的时候，大批的南京学联会员差不多都在这时入了党。此后，在党的教育下，和艰苦的战争锻炼中，绝大多数表现都很好，并且通过了严酷的“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但在抗战爆发的前两年里，南京学联却只得在党的思想影响下和党的间接指导、帮助下，进行自己的工作，这种困难和复杂的工作锻炼了南京地下学联这支小小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