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第三章第四节

第三章 新政权成立后的小学教育与学前教育

第四节 教员

　　一切教育政策、法令的执行，都必须通过和依靠教员。而晋西北文化落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数量少，水平低，使得抗战教育受到极大阻碍。

　　在教员的数量上，1941年9月，据21个县的统计，小学校1789所，教员2163人，每校只有教员1人，少数有2人，工作负担重。以学生人数74959人与教员人数相比，平均每位教员应教学生35人。有的县份学生太少，学校也少，表面上像是教员不缺，如五寨每位教员教学生16人，静乐教20人;但如文水，每位教员平均教学生71人，河曲、离石平均48人，教员尤其缺少①，甚至有的县份因无教员而不能允许群众建立学校②，或者有了学校不能开课，如保德、静乐、兴县，1941年春季到了，4月份还不能上课。同时，各县又不断从小学教员中提拔③教育行政干部及其他部门干部，而新的教员一时又补充不上，小学教员更显人数不足。

　　针对这一问题，各县按照中央的指示，吸取、改造旧的知识分子和培养新的师资。在抗战后，尤其晋西事变后，知识分子往往不愿担任工作④。随着统一战线政策的步步落实，教员物资待遇的提高(由小米22.5公斤提高到30公斤-40公斤⑤)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教员数量问题逐渐缓和，不过除了完小、模小外，始终一校一教员。教员的质量，就1941年16个县的统计：

　　1.人数：男1684人，女54人，共1738人。

　　2.任职：高小79人，初小1659人;新提高的6人，初任职的179人。

　　3.受训：受训的888人，未受训的465人。

　　4.年龄：20岁以下 20岁~30岁 30岁~40岁 40岁以上

　　306人 851人 212人 85人

　　5.文化：大 专 中 师 小 学 老先生 粗通文字

　　21人 340人 1319人 50人 8人

　　6.成分：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商人 其他

　　346人 194人 801人 364人 23人 18人 20人⑤

　　从上列可以看出：文化水平很差，小学以下的占79.22%，中学以上的仅占20.78%。方山、阳曲，全县仅仅一个中学水平的教员;但是受过训的多(政治上有可能提高)，成分好(中农以下的多)，青壮年多(容易接受新事物)，是其长处。

　　为了提高教员的文化政治水平，行署与各区、县做了大量的培训、集训、提拔、淘汰的工作：

　　第一次1940年2月，各县集训在职小学教员，时间约半个月，集训着重从政治上提高对新政权的正确认识与了解。

　　第二次集训由行署统一布置，除一般政治理论外，着重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训练考试876人中，不及格的202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多。

　　第三次，行署调训各县教员50人，送抗战学院训练半年，毕业后回原校工作，各县送来的程度非常不齐，甚至有文盲，或以通讯员顶替。

　　以后各县年年在秋假集训时，进行登记与鉴定，提拔了一部分优秀教师到教育行政或其他工作岗位上，淘汰了一部分不称职的。又创立了教师平日学习制度，做得好的如文水，有固定的学习组织，由县里供给参考书;其次如朔县，以中心小学为中心划分小组，定时讨论，假期考核。行署除了供给集训教材《新教育的建设与实施》、《普通教学法》、《儿童管理与训导》等之外，为小学教员认为是自学课本的《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却很难给每校一份⑥。总之，教师学习资料的贫乏，大大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除了每年的集训、鉴定、提拔等办法，以增加小学教员的人数，并提高其水平外，首府兴县还从行署各机关抽调来自外省外地的知识分子为教员，多数是女同志。他们工作积极热情，责任心强，生活艰苦朴素，乐于吃苦而不叫苦。先后有20多人：贾岩，江潮、陈义、张鲁、白龙富、王家枫、刘曼君、武崇德、陈寿龄、刘俊娥、黄文若、冯涛、张涛、冯佩璋、李茂萱、刘培植、韩斌、韩向黎、王铁城、张智仁、李原、王丕成等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