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 晋西北新政权成立以前的教育

第一节 抗战前的教育基础

　　晋西北位于多荒山的贫瘠高原，经过阎锡山长期统治，村庄零散，交通闭塞不便，生产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人民封建意识浓厚，迷信、愚昧、守旧的封建遗毒很深;封建组织如哥老会、青红帮、迷迷道、黄香道、家理教等等，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文化教育很差，文盲占人口的90%左右，如临县占95%，保德占83%①，有的地方甚至占到99%②。这一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兴县，在清朝出了不少名列科考榜首的名家和帝王的老师，私塾家学很盛，对于全县文风有很深的影响，为乡绅所津津乐道。私塾中影响最大的是孙述诒自办的书馆，经常有三五十学生，经久不衰，教材是传统的《三宇经》等。他因材施教，个别教学，或按同一书目同一进度的小组教学，读、讲、写、背诵、回讲、大小楷都要求严格。教书教人，循循善诱，陶冶情操，深得学生和家长的信赖③。

　　民国时期，教育部规定小学四二学制。自1912年，兴县开始成立初级小学1所，数年间发展到56所，学生1,311人;到1915年，发展到一村一校，三个区共100所，高级小学有3所，经费都是各村镇自行筹集④。1918年，刘肇基夫妇创办了城内女子小学校，华业了两个班，邢肇迁任校长时，办成高级小学，毕业了四个班，后又办了师范班。共办了19年，培养了女生百余名，争得了女子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开了兴县妇女解放之先河⑤。兴县著名绅士牛友兰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时，深受孙中山著作和报刊的影响。回乡后，他见兴县地瘠民贫，人口稀少，文化落后，到处可见庙宇，少见学校。他积极宣传办新学，反对读经书，与志同道合的人士在北坡村办起了第二高小，比城内一高办得还好。又与刘少白一起扩充分校，在黒峪口办了女子国民学校，在赵家川口办了男女合校的国民学校。1925年，得到县府和社会上有民主主义思想人士的支持，牛友兰、贾克明、牛映台、邢肇迁、温祺铭、王忱、李桂芳七人组成董事会，公选牛友兰任校长，办起了县立初级中学校(简称兴县中学)，这是晋西北兴县附近数县的第一所最高学府。到1936年被迫停办，共办了38个初中班和一个师范班，培养了300多青年学生。兴中传播“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发展山区人民的教育事业，发挥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作用，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保护进步师生，对当时和后来革命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⑥。

　　民国时期，自兴县到太原阳曲，利用沿途十一二个县份中有钱人家集资办了一所阳兴中学校，设在太原，但是收费极高，一般中等人家都无力送子弟进这种学校读书。阎锡统治下的官办大、中、小学校集中在省会，他自己解囊在太原办进山中学，在他家乡定襄县办川至学校，有初中和小学，免费供食宿。还有财阀孔祥熙也出资兴学。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主办的太原成成中学后来则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⑦。旧社会的学校，无论是官办的或私立的，多是为少数富贵人家的子弟而设，对穷苦人是陌生的、无情的。即以小学教育来说，如方山县全县学龄儿童2,609 人，而就学的只有1,437人，占54.5%，岢岚占56.5%，而学校最发达的县份如晋中介休，就学儿童占到学龄儿童的77.8%。小学尚且如此，至于大、中学校，就更谈不到了⑧。又如在平川与山地兼有的交城县，抗战前城内只有一所完小和一所女子高小，在二区古交镇(今属太原市)、三区东社镇各有高级小学一所，段村有两级小学一所。学生高小毕业，就有人鼓乐鞭炮地到他家报喜，贴对联，讨喜钱，犹如清朝时候的中举。抗战前，临县没有中学，附近离石有一所平民学校，汾阳有一所河汾中学，早年还有过一所师范学校，后来停办了。临县有几所四二制的两级小学，分设在城内、三交、白文、青塘、碛口等区镇。这些两级小学用的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阎锡山政府教育厅审定的课本，杂以私人所著的教材。村里没有官办的学校，只有私人集资合办的一些初级小学和私塾，所使用的教材更杂，以《三宇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为主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