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 序

　　这本书，搜集了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很多资料，对研究史志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都具有参考价值及借鉴的意义。本书作者刘淑珍同志系山西社科院的一位副研究员，在十多年前为撰写本书曾到四川采访了许多晋绥的老同志，当此书尚未完稿时，山西省社科院因经费等原因，中止了这个课题的研究。但刘淑珍同志却锲而不舍，自费到原晋绥边区所属的地区及北京、甘肃、四川等省市采访、调查、研究，几易其稿，付出了很多心血，终于完成了这本书。她热心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激情是十分可敬的。作者最大的心愿就是以此书纪念在晋绥边区战斗过的共产党人和她的老师杜心源同志。

　　当时的晋绥边区，是保卫延安的坚强屏障，是党中央通往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之惟一通道，具有特殊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战争任务高于一切的特定情况下，党政军民是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适应战争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又快又好地开拓前迸并取得显著效果。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首府兴县第一任县长白认

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写的序言

　　1940年初，晋绥边区行署颁发了教育纲领，提出了开展人民大众教育的方针，文化教育要适合战争联系实际的原则。同年4月又召开了第一次教育会议，根据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明确提出了以政治思想为主的、民族的、大众的、统一战线的、关注知识分子的文化教育方针，并发布了告边区全体文化教育工作者参加抗日救国书，还发起成立抗日文化教育协会。在大会上，贺龙司令员亲临讲话动员，有力地加强了文化教育队伍的成长壮大。同时边区的其他领导：关向应政委、林枫书记，都经常参加各种群众性大会，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给广大干部群众予以极大的鼓舞教育。当年凡得到过言传身教的干部群众，迄今记忆犹新。

　　在战争年代，提出实施国民义务教育，是非常雄伟的政治措施，根据实际情况，以普及小学教育为标准，号召各界人民一律平等享受教育机会，同时颁布了社会教育组织条例，这是1941年5月边区政府第二次教育会议决定的。次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影响极大，文教为工农兵服务，日益深入人心。教学的对象是人民大众;教学的内容是为抗日救国服务;教学的管理是民主的群众路线;教学的组织形式是普及小学，重点是高级小学校，还有民办公助小学，半工半读小学，流动小学等;教学方法上，学校除专业教师外，还有小先生制，互教互学。教师每年冬季都要集训一次，边区行署民教处处长杜心源同志曾多次在教师集训班授课，还亲自编写教材。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首府兴县第一任县长白认

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写的序言

　　边区政府还开办了师范学院、干部学校及各类中学，各有特色，有力地带动了地方学校，收效显著。群众性的社会教育更为广泛普及。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创夜校、冬校、以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教育为主和普及人民文化扫盲为原则。当时边区政府领导号召“村村有冬学，人人上冬学”。行署曾指令40户以上的村庄设立冬学校，每年开办三个月冬学或夜校。当时除村村有夜校、冬校外，还有识字班、读报组，大的村镇设有民众教育馆和俱乐部。在边区首府兴县，就开办了冬学校195所，入学的青壮年男女达6000余人，到1944年发展到350多所，村长、自卫队长、工农青妇救会干部都带头学习。如三区胡家塔、高家塔、柳叶村、杨家坪等村的文盲青壮年，一个冬天都能学会写六七百到千宇，还学会了写新年对联，民俗迷信也大大减少了。通过文化教育，以及战争的考验和锻炼，边区广大群众的素质明显提高，出现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的条件异常艰苦，文化教育事业能取得如此的成绩，是党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也是当时任行署民教处处长的杜心源同志和边区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教师的工作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