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南：一位抗战老兵的黄埔情怀(3)

2017-11-24 17:4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改革开放后，我成为杭州冷气制品厂基建办公室负责人。那段时间，我起早摸黑地干，得到了工友们的夸奖。其实，我只是对这份工作比较专业，因为早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就学过建筑绘图、筑路测量等，可说轻车熟路。那些日子，厂里造车间、盖职工宿舍、筑冰库，一天到晚忙不过来，一直干到1984年退休为止。

　　退休前，厂里特别安排我到杭州云栖疗养院休息了几天，是对我多年来为冷气制品厂做贡献的一点慰劳。

陈菊南：一位抗战老兵的黄埔情怀

　　服务社会

　　记得1978年的一天，当时我还在冷气制品厂上班，我在《团结报》上见到一条消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称民革)恢复了，工作范围是团结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党政军中、上层人士”。我见了，拿着报纸跑到市民革去问了一下：“像我这样的国民党‘下层人士’算不算?”

　　说实话，我这个“国民党员”还是在做译电员时集体加入的，当时只发了个党证，从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任何活动。不久，连那个党证也在抗战中弄丢了。在解放初的干部训练班里，又集体退出国民党，还能加入民革吗?自己也没个谱。

　　自从加入民革后，因我住在朝晖新村，成了民革朝晖支部创始人，也是主委。民革朝晖街道支部是杭州民革的第一个设在街道的基层组织。当年家在朝晖街道的民革成员有不少，有些人当过国军将领或国府专员什么的，大多年事已高，行走不便。因为我相对年轻，当这个主委其实只是一个服务员而已。

　　1985年，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我又加入了同学会，并在民革下属的一个中山科技公司上班。从1985年开始，我当选为第九、十届区人大代表，接下来，下城区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我成为第一、二届区政协委员。

　　无论是当人民代表，还是做政协委员，我都尽责尽力做事。例如，有一次我听说在菜市桥附近光裕里有个同学叫蔡国栋，一个人在老披屋栖身，弄点稻草垫在床上睡觉，房里几乎一无所有，吃喝拉撒全在那个漏雨的披屋里。居民区给他安排了灵隐寺一个守夜的差事维持生计。20世纪90年代，蔡同学已经年老体衰，无力再继续工作了，孤身一人住在那个棚子里，贫病交加，无依无靠。我将这个情况反映给政协，将他列入了补助名单(当时相关政策尚未出台)。这位同学过世后，我们民革出面与居民区联系，帮着处理了后事。

　　还有一个同学叫邓健行，住在耶稣堂路，1958年被遣返广西老家。可他早年离开故乡，村里根本没有直系亲人，又被当地政府送了回来。这位同学极有才华，能写会画，写得一手好书法。当我去看他时，只见他一人趴在床上，认真地作画，屋里连张桌子都没有，生活全靠老婆一人在街道厂打工维持。我将这些情况向政协做了反映，不久，他的生活状况就得到了改善。邓同学生前多次上门来对我表示感激之情。每当我想到这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多年以来，我参加了各种业余学习班，并且经常为报刊写稿子。改革开放后，我有幸再次服务于社会，参政、议政，获得过不少聘书及嘉奖。这些年来，有在台的亲朋老友到杭州寻根问祖，他们常会过来与我叙旧。我就会向他们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所取得的建设成就。1991年初，台湾某报总编陈绍冲到访杭州，由我牵线促成了杭州新闻工作者第一次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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