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南：一位抗战老兵的黄埔情怀(2)

　　到了老家，进门后才知道，母亲虽说生病，但还不至到“病危”的程度。那时父母正在为我担忧，二哥已经为国捐躯，大哥患病致残，他们不想让我再冒生命危险继续参加内战了。

　　回到江南，耳闻目睹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与前线的你死我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也不想再回去。于是我到了杭州，在西冷冰厂(今“五丰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家厂专门制作冷藏冰块、冰棍之类冰冻品，在杭州算是一个比较新式的厂家。我成为这家厂的业务员，一直干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

　　从50年代到改革开放

　　解放后，我听说杭州干部训练班(下称“干训班”)正在招生，招生办事处设在南山路(今中国美术院那个位置)。我赶紧跑去报名。录取后，成为干训班第3期学员，我们先在云栖上课。

　　后来，我调到浙江省干部学校继续学习，校本部设在灵隐，学员在上天竺开课。我们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土改专训班。

　　训练结束后，学员们下乡搞土改工作。1950年9月，我被分配在义乌县委土改工作队，队长是义乌县委宣传部的洪土部长。12月，在全县土改工作总结大会上，由于我表现出色，工作积极肯干，被评为“三等功”。

　　1950年末我返回杭州，再次回西冷冰厂工作。那家厂不大，夏季忙时有60多个工人，冬季只有20来个员工。此时，又有一个机会降临到我身上，上级要求工厂组建工会，我参加过市里组织的干部训练班，又从事过“土改”工作，写写说说，这些事都行，受到大伙的拥护，自然而然成为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接下来，抗美援朝开始了，杭州西冷冰厂工会做了许多动员工作，诸如，贴宣传标语、写黑板报、绘招贴画等等，多由我带头，常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1952年5月3日，我与孙根凤结婚，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陈可人，一个女儿陈小桃。一家人过得平静安逸。

　　1954年，西冷冰厂提前“公私合营”(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是1956年开始的)。到了1958年，我的工会工作也不再做了。不过，我仍然在厂里做业务工作。

　　到了1960年，全国开始“大办农业”，杭州的一部分机关干部与职工要下放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西冷冰厂(属于财贸系统)也要下放农场。由此，我到了老余杭的大溪河农场。好在虽然下放参加农业劳动，但户口不迁，粮油关系仍在杭州，工资也由原单位照常发。

　　许多城里人对农田劳动力不从心，不过，我倒是干得得心应手，我本来就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小时在乡下放过牛、牧过羊、打过柴，样样农活拿得上手，很快就被提拔为小队长、中队长。我还办了一家小厂。在大溪河农场，我见到场员碾米后将剩下的碎米与糠，全拿来喂猪，觉得有点可惜，于是帮农场办了一个饴糖厂，即先将稻谷轧成大米，用剩下的糠与碎米做饴糖，再用制作饴糖剩余的米渣及糠，当作喂猪饲料。

　　从我1960年下放农村到1962年调回杭州为止，那段时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回到杭州，我仍回到西冷冰厂工作。此时，西冷冰厂已更名为杭州冷气制品厂了。在1963年下半年，厂里搞了一个“三清运动”(干部下放车间劳动)。当然，我这个业务员也坐不成办公室了，只能到车间去与工人师傅一起干体力活。我想，以前在办公室里当干部，对工人情况了解有限，现在给了一个机会，可以真实感受一下工人兄弟的劳动与生活了，在技术上也可以有所长进。

　　1968年，我被调到车间当小工。好在我在冰厂工作多年，厂里的各个工种我都拿得上手。到了70年代，杭州冷气制品厂开始生产速冻食品了，这是全市首家制作速冻食品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