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第四节（2）

　　二、在困难中挣扎的国民经济

　　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财政经济的来源，除少量外援外，主要依靠抗战前期内迁的工矿企业及未沦陷地区的农业。国民政府对内迁的工矿企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措施，使之很快便在川、滇、黔、桂、湘等省恢复生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起了支柱的作用。然而，由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加之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

　　在严重的经济形势面前，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八次中央全会上，蒋介石称：“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为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1941年至1942年间，对经济行政、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如编制了新的国防经济三年计划;召开了第3次全国财政会议，进行所谓的“财政改革”，强化推行一系列的专卖和统制经济政策，改组“四联总处”，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等等，并在工业、农业、财政和争取外援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是继续加强工业体制。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制订了大后方工业建设计划，确定内迁及新建的工矿均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基地。

　　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强调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的战略不变。同时还逐步加强国家资本的注入，在工矿企业中增加国家资本比重。据统计，1940年国家资本产品产值只占总产值的27.7%，而1941年增加到近36%，1942年又增加到43%，到1943年接近50%。由于国家资本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工业生产的稳定。对工业中的轻工业，国民政府继续贯彻“奖励轻工业”和“扶持乡村工业”的政策，采取了减免原料税、降低运输费、租用公有土地免租和协助向银行贷款等鼓励私人发展轻工业生产的措施，使轻工业私人设厂由1940年的517家增加到1942年1138家。这些私人轻工业企业，对稳定大后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大量注入，及国家对绝大部分工业的垄断和统制，使民族资本企业逐步滑坡，1943年后开工的工厂数大幅度减少。

　　其次是调整与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突出的是改变田赋征收办法。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征收办法在某些地区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时，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增加田赋的办法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于是造成了各地赋额不一，各种附加逐年增加，农民的负担也逐年加重。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起草并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该决议案规定，各省田赋划归中央管理以后，所有田赋收入交中央指定的金融机构专户储存由中央统筹支配，各省具预算内的田赋收入，由中央如数拨给，需要时，中央可将田赋的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以满足军用之需。田赋划归中央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税收的混乱状态，对保障粮食的军需和民用有积极作用。然而田赋采取征实、征购、征借政策，从农民手中拿来了收获物的绝大部分，形成了对农民的掠夺，严重地损害了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