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第四节（3）(3)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第一个雾季演出。在此期间，连续演出了30多出话剧，其中大型话剧29出，而且大多数是好剧。《天国春秋》是阳翰笙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史实为题材，于1941年9月写成的一出历史悲剧，其目的是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该剧共演出25场，场次居第一个雾季演出的各剧之首，观众达2.2万余人。评论家欧阳凡海说：《天国春秋》“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一个纪念碑。”

　　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酝酿于2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他整理成五幕历史剧。

　　1941年11月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该剧主题是主张联合，反对分裂，借古鉴今。该剧上演后，《新华日报》开辟了由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发表了许多剧评文章，肯定了历史剧借古鉴今，服务现实的地位和作用。

　　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五幕大型历史剧，只经过3个星期的构思，一经动笔，“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竟在10天之内即告杀青。

　　郭沫若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的黑暗世界。《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有名的演员，可以说是集剧坛之精英。《屈原》的演出，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重庆各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及作家的剧评，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就连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本“是一篇‘新正气歌’”，演出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然而，人民所喜爱的一出好剧，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说，剧本“成问题，不该鼓吹爆炸”。“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说：“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周恩来对《屈原》从创作到演出都十分关心，全力支持，充分肯定，把它当作在文艺战线上同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于1944年11月在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6部历史剧除《棠棣之花》、《屈原》外，还有《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

　　第一个戏剧雾季演出，除上述几出戏外，还有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夏衍的《愁城记》，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北京人》、《原野》和《日出》等等。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第一个雾季演出是成功的。它从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重庆抗战文艺运动从低沉走向活跃，开始出现高潮。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重庆文艺界又进行了第二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2出戏。其中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孔雀胆》、《虎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陈白尘的《石达开》，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曹禺的《北京人》、《家》、《蜕变》等。这些史剧对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发展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与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如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或以《新华日报》记者，或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与作家、演员、诗人、音乐家等联系。1941年6月底，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组成直属南方局领导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等负责的文化工作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团结了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桂林的抗日文化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