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第四节（2）(2)

　　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继续推广农业合作社运动和鼓励增加耕地面积。由于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加强了推行农业合作社运动，因此各地合作社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1942年6月，仅西南各省就建立了农业合作社6.3万余个。由于合作社的建立，贷、产、销渠道得以畅通，国家和银行给予农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加。据统计，国家和银行给合作社的贷款，1941年为4.65亿元，1942年为6.83亿元，1943年为15.27亿元。

　　农贷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无疑是一种促进，只是相当大的部分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所垄断，而没有落到农民手中。除坚持农业合作社运动外，国家还采取免收田赋等措施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据统计，水稻的种植面积1941年为2164.9万亩，1942年增加到2553.2万亩;棉花种植面积1941年为1261万亩，1942年为1529万亩。

　　第三是进一步强化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在1939年9月以“四联总处”改组为标志已初步形成。它统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贴放、汇兑和物价调整等。但货币发行仍未集中。

　　1942年5月，“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中央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钞票、代理国库、统管外汇、汇解军政款项及调剂金融市场;中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受中央银行的委托办理国外款项收汇和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交通银行主要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农民银行主要办理农业贷款与投资。经过这次业务划分，为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打下了基础。1942年6月，“四联总处理事会”又通过了《补充办法》，进一步规定银行存款准备金只能由中央银行收存，为中央银行独家发行货币完成了最后准备。1943年3月，国民政府发布“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指示，标志着战时金融统制的最后完成。这种战时金融统制体制，为稳定国家金融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发行权的统一，又为国民政府依靠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大开了绿灯。

　　第四是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由于岁出的增加和连年的战争消耗，国民政府财政危机加剧。财政赤字每年成倍增长，1940年接近40亿元，1941年即上升至87亿元。

　　这种严重局面，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在税收方面，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对盐、糖、火柴、卷烟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货物税的区域和范围，并实行从价征收办法，以避免因战时物价上涨而使实际税收减少。1942年，国民政府又开征战时消费税，并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改革，将省财政收入划入中央财政收支系统，这样，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印花税和营业税即被中央政府接管。国民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增加悦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税收款项并不能填补战时高达80%的巨额财政赤字。为此，国民政府仍大肆举借和增发纸币。特别是增发纸币越来越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筹措战费、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

　　据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1940年底法市发行额为79亿元，1941年底为151亿元，1942年底为344亿元，1943年底即增至754亿元。[《中国财政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人民遭受灾难，官僚资本迅速扩大，使财政经济预伏着新的危机。

　　第五是在商贸方面放弃限制进口政策，转而采取鼓励进口政策。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主要采取限制进口政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水陆通道均被日军切断，进口贸易只能靠空运解决。但空运仅能解决军需品进口的运输，民用物资进口困难。日军的封锁造成后方必需品紧缺，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进口贸易的种种限制，并转而实行鼓励进口的政策。1942年5月，国民政府还解除了对敌货进口的禁令，同时颁发新的《战时管制进出口办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