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六章第三节（2）(3)

　　二、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取得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物资，要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

　　四、要求中国供应的物资，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绝对予以确保，而且应看到，随着战局的激化，所需数量必将逐渐增大。

　　五、粮食、棉花是华北土产物资中最重要的物资，其收购的成败，直接对完成战争及重要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军队对此等物资的收购政策，必须经常给以强有力的妥善的支援。……。”而对于蒙疆地区，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提供重要国防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380、382页。]

　　在江南地区，由汪精卫政权配合，日本规定了物价管理政策，设置了全国商业统制会、物资统制审议会和物资调查委员会等组织，在商业统治会下面分设棉统会、粮统会等重要物资统制会。日军试图通过这些组织，严格实施商品登记，控制其流动。日本所谓的收购是强制性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市价。如粮统会1943年江南各地以“分担制”和“收买制”等办法，以低于市价50%的价格强制收购，据统计“收买数量共计63万吨”。[《电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日军还在各地以金融、货币手段，或伪造中方通货，或在其占领区滥发伪币，以聚敛财富、破坏中国金融。1941年1月6日汪政权建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央储备券，与国民政府的法币等价使用，翌年2月18日开始限制兑换，3月停止等价交换，5月禁止法币流通，并限期兑换旧币。强制以汪币统一法币，同时滥发伪币搜刮财富。

　　在日军不能控制的地区，尤其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主要手段是“采取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或实行夺取物资的作战，从敌区获取物资，并破坏敌方的主融活动。”经常针对抗战力量的仓库、生产设备等进行袭击，或在收获季节发动进攻，抢掠粮棉;或以作战破坏根据地的生产与收割。而经济谋赂手段有：

　　1、采取没收等方法取得对方货币进行采购。

　　2、运出不需要的物资作为交换品，从对方吸收必需品或抗战必需物资。

　　3、利用对方商人，或设置由特务机关监督的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或利用武装团体灵活运用交易制度进行买卖等，主要通过准治安地区进行谋略性采购。日军还得出结论：“武力战就是经济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69页。]将经济掠夺与武力作战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施展更多的经济谋略，强化对华经济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是千疮百孔，虽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未能收效。

　　(三)设置大东亚省与召开大东亚会议

　　日本为加强对庞大占领地区的殖民统治，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旗帜之下，对占领区在政治与行政方面加强了全面的控制。1942年2月，日本陆海军、兴亚院和企画院联合研究“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经过约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规定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宫制》，设置大东亚大臣、由文官担任，其第一条规定职权范围：“大东亚大臣负责买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及桦太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事，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外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殖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和监督”。[《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7～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