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六章第三节（2）

2017-11-23 19:03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二、强化政略攻势

　　(一)加强控制汪伪政权

　　实施对华长期持久战体制及强化总体战体制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加紧扶植汪伪政权，粉刷其门面，来为其侵华战争服务。

　　1942年12月21日，由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了“对华新政策”，其基本办法是，改变过去限制压政权参战的决定，让汪加入轴心国一方向英美公开宣战，以此“打开日本和中国现状的大转机，遵循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专注于强化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同时扑灭重庆政府抗日之口实，与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共同完成战争而迈进”。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强化(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包括强化对各地方政府的指导，在形式上废除在中国的祖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确实地维持治安等各项措施;

　　2、经济政策方面，“以增加和获取为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宗旨，重点开发获取占领地区内的紧要物资，并积极地努力，夺取敌方物资”;

　　3、对重庆政府政策是，“不进行以重庆为对手的一切和平工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0页。]

　　根据这一构想，翌年1月9日签订《日华共同宣言》及所谓归还租界、废除冶外法权等协定。9月18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了日华基本条约修改要纲，10月30日由汪精卫、陈公博赴日签字缔结《日华同盟条约》，该条约有“为维护日本及中华民国两国间永久的睦邻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及领土完整”，“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为确保大东亚之建设和安定，应相互密切合作进行各种援助”，等等。在附属议定书又写道：“日本国承诺，两国间实现全面和平并结束战争状态之时，将撤走派遣到中华民国领土内的日本国军队。日本国放弃根据庚子事变的北京议定书及有关文件所获得的驻兵权。”[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吏》第684页。]

　　这一条约签定后1940年《日华基本条约》连同其附属文书“一同失效”。两个条约相比，同盟条约作出了更多的“让步”，宣称要放弃驻兵权，废除日本时华北、蒙疆、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华南沿岸岛屿等地带的特殊要求，关于中国政权组建问题作为内政处理，日本不再坚持让重庆政府“屈服”等等。日本试图以此为奄奄一总的傀儡政权输血打气，鼓起随主子摇旗呐喊的劲头，并使其更具有欺骗性。

　　日汪合演所谓归还租界、放弃驻兵权、废除冶外法权的闹剧后，还大肆展开欺骗宣传活动。日本大力宣传解决了日中间多年来的悬案。汪政权也吹嘘“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是“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褚民谊讲话，见1941年3月5日上海《中华日报》。]

　　汪精卫发表声明，声称已经取得了巨大外交胜利，对日本恩典由衷感谢。

　　“新政策”所说提高汪政权政治地位，实质上是无法兑现的。汪政权虽名义上是关内日占区最高政权，由于日本推行分治合作原则，管辖范围仅及南京附近“点线”，汪政权企图通过参战而增强力量，对各地分治政权实施统一，但蒙疆、华北等各系统伪政权都是日军用刺刀扶植起来的，绝不会听命于汪政权。另外，自1942年大批国民党军队降归于汪政权，汪伪军事力量虽表面膨胀，实质上降军割据一方，同汪只有名义上的归属关系，都受日军调遣。所以汪政权的统一之梦是无法实现的。

　　(二)加强对华经济掠夺

　　日本的资源与市场严重依赖海外，发动战争的经济目的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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