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第二节（2）

　　二、全国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

　　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6月初，蒋介石指示其党政军各机关，总结“剿共”经验，强调全国对国民党的一切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以限制中共的活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随即奉命秘密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蓄意取缔八路军的名称，阴谋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取消“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类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不准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禁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报社、书店和印刷厂出版、发行各种书报、刊物。

　　6月上、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先后约见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周恩来当即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6月上旬，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但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2页。]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扩大各地的反共分裂活动：在陇东制造镇原、宁县反共磨擦事件;在山东定陶袭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陕西制造残杀八路军残废院干部，事后又打死打伤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枸邑事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重修封锁线，增派部队;在湖南制造修杀、活埋新四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抢劫财物、枪支的“平江惨案”;在湖北攻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后方机关，惨杀中共党员500余人;在河南制造修杀新四军留守处伤病残人员、家属及当地民众200余人的“确山惨案”。半年多时间，磨擦事件累累，反共惨案不断。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存在投降危险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6月初发出《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形势的特点，全面估计了抗战的前途，提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全党努力，同一切受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6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根据上述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救亡团体、报社、书店，以及各进步报刊杂志，纷纷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谈话或评论，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热情颂扬国共合作抗日的事迹、意义，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抵御日本侵略、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投降派、反共分子的阴谋实质，动员僵各阶层人民、抗战将士和爱国侨胞，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