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第一节（2）

　　二、日本的政治诱降新攻势

　　1939年6月，日本政府在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新攻势也在极秘密中准备。阿部内阁的方针是：一方面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建立“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设法与国民党接触，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在建立后，促使国民党投降，并导致汪、蒋政权合流。

　　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的控制，促进汪伪政权的建立和统一进行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日本于1939年9月12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

　　1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铃木卓尔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向香港当局申报成立所谓“香港机关”，开始对国民党实施诱降工作。

　　铃木于12月27日与自称是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会面。此后，铃木与宋于194O 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在香港连续谈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派今井武夫参与2月14日的谈判。2月16日，今井从香港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西尾作了详细汇报。19日，今井又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作了报告。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指示，决定把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要求“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照此方针进行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并规定，援用1939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条款，作为与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条件基准。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与重庆方面的第一次会谈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部第8科科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代表是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会谈开始后，日本方面提出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必须原则上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允许日本驻兵：两国经济合作;保证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营业的自由;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停战协定签订后重庆国民政府应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在得到上述保证后，尽快撤兵。

　　重庆方面表示，要求避开承认“满洲国”，暂持缄默态度;华北驻兵问题，可视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其需要时，日本可推迟一部分兵力的撤退;蒋汪合流问题，由于国内反汪气氛强烈，不能考虑，但将作为国内问题加以妥善处理。

　　会谈没有结果，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休会。

　　第二次会谈于6月4日至6日在澳门举行。双方代表与第一次相同。会谈期间双方在满洲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驻兵问题方面仍有分歧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相互理解，缩小距离。会谈虽未获实质性进展，然而双方都不愿完全关闭谈判大门。双方商定下一步举行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的高级会谈。会后，由双方代表于7月23日共同签署了《备忘录》，约定于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板垣与蒋高级会谈。

　　为了实施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日本倾注了全力。内阁几乎每天均向天皇作报告，政府与大本营也反复研究对策。日本决心迫使国民党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在内蒙和华北驻兵;承认日本有权利用华北及长江三角洲、海南岛的资源;承认日本有权在中国大陆可以自由居住、自由经商，无限地剥削中国人民;承认实行所谓“日中提携合作”，实际上由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统制一切，使蒋汪合流的伪政权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政权。真正唯一合作的是日本与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共，由日本提供武器装备，供国民党进攻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