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第一节（3）

　　三、伪军的编组和运用

　　在军事领域，日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主要是直接利用中国人组织伪军，或征调劳工参加军事差役。

　　1932年伪满洲国政权成立后，日军将东北降军收编，数量达14万之众，统辖于伪满“军政部”。1933年8月9日通过炮制《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将伪满军划为5个军管区。至1937年伪满军共分6个军管区和4个警备军，辖混成旅28个，骑兵旅5个，总兵力近10万人。对伪满军由日本现役军官组成军事顾问团进行指挥，在军政部内设有顾问部。此外，日军还委派大量日本军官直接担任伪满军各级指挥官，对伪军实施直接指挥。伪满军队完全是日军的附庸军。

　　“七·七”事变后，日军不断扩大作战地区，兵力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遂大力组建伪军担任警备和协助日军作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大量使用伪军，而且随其占领区扩大，组建和收编的伪军也快速增长。

　　在华北方面，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原冀东伪“保安队”5个总队共1.7万人为基础，伪军的组建加快了步伐。1938年8月，伪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在通县和清河分别建立军官学校、军官训练队、军士教导团等，培养伪军的骨干。1939年10月，正式组建伪“华北治安军”，齐燮元任总司令，下辖第1、第2、第3集团另两个独立团。

　　1940年10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合并后，华北成立政务委员会，伪“华北治安军”改为“华北绥靖军”，仍由齐燮元任总司令。

　　10月起，又先后组建第4、第5、第6、第7集团另5个独立团。伪蒙军在“七·七”事变时第1、第2军的基础上，至1939年春发展到9个师另1个炮兵团，由李守信任总司令。在华中方面，193s 年3月，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陆续组建伪绥靖军，至1939年春，在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指挥下，共有苏州、杭州等7个绥靖司令部和绥靖军1个旅另3个团。1939年12月，伪政府在上海举办军官训练团，培训伪军骨干，汪精卫自任团长。

　　1940年4月，成立苏豫边绥靖总司令部，胡毓坤任司令，下辖暂编第1军、河南皇协军等共10个师。1941年1月，又将苏浙皖绥靖军升编为第1方面军，任援道任总司令，下辖7个师。在华南，至1940年底成立了伪“广东和平建国军”，总司令黄大伟，下辖5个师。

　　最大的伪军集团为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于1940年3月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组建。汪政权设置了军事委员会，汪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特级上将衔，在军委会名义之下，在各日占区设置高级军事机构，保持名义上的建制。1942年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之后，汪政权表面上的“独立性”增加。同期日占区国民党部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伪军数量达于极盛，其正规军数量达3个方面军、3个集团军及华北绥靖军、苏豫边绥靖军等。共67师、20个旅、11个集团。据八路军延安总部1943年公布数字，该年伪军总数达62万人。[《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日本对关内伪军的控制形式同东北伪满军有所不同。关内伪政权和伪军在形式上多有一套独立的指挥系统，战术部队以下一般没有专设的日本人顾问或指挥官。各部队直接听命于配置地区日军部队指挥官的指挥，在华北及华中等地，日汪之间的协定规定，日军首长即可指挥伪军的团长及其下属官兵。可见，汪政权“和平救国军”比较东北等地各系统伪军，虽有相对的汕立性，而实质上仍然完全是一支附庸军队。汪政权不仅政治上完全为日军所控制，其数十万伪军也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指挥。军官教育、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等方面，均由日本人掌握。日军对汪伪军的方针是明确的： “配备、指导及使用……等方面，实质上应由日本军队统辖。”[〔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9页。]

　　日军对各地伪军所担负的任务，在各时期有所变化。汪政权正式登场后，集团无固定编制，每集团约以2～4个团编成。

　　1941年1月31日，日军统帅部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之整备及其指导要纲》中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