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的游击办报岁月(4)

　　1938年、1939年、1940年的游击办报，使报社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报社认真总结了抗战初期这几年游击办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反围攻、反“扫荡”的游击中加强和改进办报工作的新要求：行军中只要有24小时驻地时间就要争取出报。文章要短小，在3000字内做文章。改装轻便印刷机，全部印刷设备轻装化。组成八匹骡子的精干运输队。精简报社队伍。报社人员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办报人员，编辑精简到四五个人，每人都配发手榴弹，印刷发行小组带机器设备随队，每期印数最少也要5万份的15%以上;第二梯队是武装梯队，负责侦察敌情，带枪保卫报社的安全。在几个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分设物资点，将笨重的印刷机器、设备分几处坚壁起来，做到随到随用。建立公开和秘密的发行交通网，使报纸能最快运达，并与军区保持密切的联系。

　　不久，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又开始了。1941年和1943年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山区根据地围攻、“扫荡”最疯狂、最残忍、时间最长的两年，也是报社牺牲人数最多、游击办报最为艰难、办报风险最大的两年。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八路军，稳定华北占领区，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调用了7万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连续反复进攻，多面分进合击，妄图一举“剿灭”我边区的主力部队和我边区的首脑机关。晋察冀日报社也是日军“大扫荡”的目标之一。 　　8月13日，日军向晋察冀边区北岳中心区进犯，平汉、正太铁路的敌人迅速逼近平山、灵寿北部山区，离报社驻地滚龙沟已经不太远了。敌情紧急，军区通知报社马上转移。报社为了多出报在原地坚持了十天。到8月23日，报社赶出了九期报纸，连续发了两篇社论：《开展对敌宣传战》和《纪念百团大战一周年》，发了专论《识破并粉碎敌伪的治安强化阴谋》，转发了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打胜仗的消息，还发表了苏联红军击溃德国三个师的胜利消息。

　　8月24日，日军已经逼近报社的驻地滚龙沟，报社决定迅速转移，但前进的道路已被敌人切断。此时，报社与军区司令部失去了联系，敌情无法摸清，报社只剩下独立作战一条路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社领导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经过简短的磋商后，认为滚龙沟一带群众基础好，地形比较熟悉，决定就留在滚龙沟与敌人周旋。报社领导决定将报社化整为零，组成编辑、印刷、电台、发行等若干小组，分散隐蔽在大山里活动，并随时保持联系，利用游击间隙力争多出报。敌人获知报社就藏在滚龙沟的大山里，于是在滚龙沟外的陈家院设立了据点，封锁了滚龙沟口，把报社团团包围起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从滚龙沟口由东向西“扫荡”，反复搜山。这天，敌人步步进逼，敌机低空飞来飞去向同志们隐藏的地方轰炸扫射。社长邓拓和政治指导员谢荒田坚定沉着指挥大家隐蔽击敌。邓拓严肃地对秘书杨国权等五人小组的同志们说：“现在情况很严重，大家要从最坏处着想。如果敌人冲上山来，我们就和他们拼了，宁死不当俘虏!你们有手榴弹，在万不得已时，就拉开它与敌人同归于尽。我和老谢有手枪，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报社各小组的同志分散在山上的深沟密林里与敌人周旋，敌人四处搜山，包围堵截，但就是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只能无可奈何地朝山上乱放枪。我是编辑组组长，在战斗的间隙还组织编辑抓紧时间编稿子。在滚龙沟被围困的40多天里，我们还出版了30多期报纸。被传为佳话的“七进七出铧子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