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的游击办报岁月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挺进华北，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随即创办了《晋察冀日报》。这份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的报纸，十年半时间共出版2845期，是我党在敌后根据地创刊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报纸，是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长年坚持出版的铅印日报，是晋察冀边区党和人民对日寇作战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1938年3月，21岁的我来到五台山，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八路军。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潘自力得知我是高中学生，在曲阳县办过抗日报纸《前进报》，说我是军队里急需的知识分子，要求我迅速到《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报到。我当时有点想不通，说我来参加八路军是为了到前线拿枪杀鬼子的。潘自力对我说，抗日敌后战场没有前线与后方之分，所有工作都是抗击日寇的前线。从此，我在晋察冀日报社经历了十年游击办报的整个过程，其中八年抗战艰苦游击办报的经历更使我明白了潘自力这句话的意义。

　　游击办报首战告捷

　　1938年，日寇调集五万兵力，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了向晋察冀中心地区的多路进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摧毁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报社也是日寇围攻的重要目标之一。

　　报社在阜平县创刊不到三个月，就遭到敌机的疯狂轰炸，大部分设备和纸张被炸毁，同志们只好翻过长城岭，转移到五台山大甘河村继续办报。如何在战争中坚定意志、保存自己、办好报纸，边区党委和报社的领导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潘自力曾在一次抗敌报社的编辑会议上说：“报社要在游击状态下坚持出报，要在党的新闻岗位上坚守阵地，要动员群众与日寇战斗到底。你们在敌后办报就是新闻战线上的抗日战士。”

　　邓拓于1938年春来到报社，接替舒同任报社主任。他召开报社五人会议，讨论在游击战争环境中的编辑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他提出的三条意见：(1)不论游击战多么频繁艰苦，出报一定不能间断;(2)增加社论，还要增加评论和短评，加强报纸的抗战政策指导性;(3)油印改铅印，缩短刊期间隔，强化报纸的抗日宣传鼓动作用。

　　1938年9月，日军开始围攻五台山，一方面打击八路军，另一方面要抢粮。八路军反围攻的战斗异常激烈。那时报社只有十几个人，为了多出几期报纸，尽快将敌人进攻的消息传达给人民，并抓紧进行反围攻的舆论指导，报社没有马上离开五台山大甘河村驻地。8月底，报社发表《加紧秋收与保留青纱帐》《彻底克服太平观念》的社论。9月又发表社论，批评平汉线附近地方割掉青纱帐而使游击队失去活动阵地的做法。随后又连续发了《加紧动员，粉碎敌人的围攻》《怎样进行坚壁清野》等社论。

　　9月的一天，日寇围攻根据地的部队已经逼近五台山地区，报社迅速部署转移。这是报社自1938年8月16日改为铅印报后，第一次带着印刷机开始“游击办报”的战斗。出发时，报社的队伍(加民工)已有近百人，沉重的印刷设备靠一支15头驴骡的运输队驮运，转移的队伍在长城岭东太行的险峻大山中艰难前行。为了保密，报社番号是“晋察冀军区游击支队”。为了安全，报社的编辑记者都配发了手榴弹，但只有很少的枪支。从此，一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办报的新闻队伍活跃在北岳高山峻岭之中，我们也首次感受到了游击办报的艰难。

　　报社队伍到达龙泉关益寿寺时，敌情已万分紧急。在瓢泼大雨中，邓拓去龙泉关区公所动员当地群众帮助接运印刷机器和物资，并迅速转移到南山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瓦窑村。报社队伍一到村里，电报收发员马上开始收报，编辑们迅速编辑稿件，工人们架起机器开始印报。我们在瓦窑村住了五天，抢着出了四期日报。报纸印出来后迅速发出去。到第五天，前方报告有敌情，敌人快到龙泉关了，离我们只有十公里，我们只好把印刷机器抬到牲口背上，全体同志迅速转移到了平山县卧龙村继续出报。在那里，我们又奋战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