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日报》的游击办报岁月(2)

　　这次在游击中办报共经历了2个月的时间。我们拉着15头驴骡，走了3个县，住了4个小山村。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记者、电台收电员、发行员、印刷人员齐动手，夜以继日地写稿、排版、印刷、发行，抢时间出报22期。这22期报纸的形式和内容都十分丰富。有4开、8开、16开，有两版、四版以及《抗敌外报》(是不用编号的报纸)，有社论、新闻，还发表了多篇战地通讯等。《老百姓》《海燕》两个副刊就是此时创刊的，当时我担任《老百姓》主编，顾宁(司马军城)任《海燕》主编。因为出现敌情要随时转移，报社只好在相对稳定时出大报，出不了大报就出小报，出不了正报就出外报，出不了两版就出一版，重要事件及时出《号外》，没有白报纸就用土黄纸。出版的报纸依靠地方政府和民兵及时发送到根据地四面八方。社论评论多、编写快、印刷快、发行通畅、转移迅速是当时我们游击办报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报社第一次转战游击办报首战告捷。

　　当时，日寇狂妄地叫喊要“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边区和全国的抗战形势都很紧急。那时，华北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如何抗敌备战等问题都迫切需要引导。为此，《晋察冀日报》利用社论、评论提出和解决军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发挥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指导作用。从1938年9月抗击日寇大举“北围五台”起，报纸适应反围攻大战的迫切需要，一期接一期地发表了许多篇社论。

　　陆定一到晋察冀边区考察时看过《抗敌报》后，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晋察冀的报纸工作确实是做了模范，并给了我们宝贵的经验。……《抗敌报》在战时每期有权威的社论，极其具体而且实际，没有不切实际的空谈。……是各地办报的榜样。……不仅为晋察冀立了功劳，也为全国的抗日战争立了功劳。”晋察冀边区政府主任宋劭文看过《抗敌报》上关于战时动员组织工作的问题和建议后，立即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接受报纸的建议，并采取措施着手解决。边区党报《抗敌报》发表的社论，都是结合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发表的。社论及时，其效果就立竿见影，不仅促进了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而且结合实际，有利于读者政策水平、理论水平的提高。

　　不倒的旗帜

　　1939年至1940年两年是报社游击办报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时期，报社随军区机关转移行军走了五个县，在大迂回的长途行军中，同志们克服一切艰险坚持办报。由于随军区机关行军目标太大，报社三次被围，一次被敌人飞机轰炸，损失惨重。

　　1939年春天，报社转战到阜平县马兰村。秋冬，日寇调集两万人，分七路围攻阜平地区。晋察冀军区机关和部队从根据地腹地转到外线。敌人扑空以后，穷凶极恶地开始了分区“扫荡”，到处烧杀掳掠，并把《抗敌报》作为打击的重要目标之一。为躲避日军的围攻，报社被迫从阜平县西南的马兰村转移到了北部山区，又向东穿越曲阳、唐县、完县，到达易县。当发现日军尾追包抄过来，报社又赶快向西转，在大山中急行军突围。报社在这次大迂回的行军中，还在唐县的大山里(杨家庵)坚持出版了五期铅印报。这支身背步枪和纸张，牲口驮着沉重的印刷设备的浩浩荡荡的新闻队伍，冒着严寒长途跋涉500里，经过五个县，被称为敌后游击办报的一次“运动战”。12月3日中午，报社进入易县刘家台以北的芝麻沟时暴露了目标，日军的三队飞机突然袭来，冲着被围困在两山峡谷中的报社行军队伍轮番轰炸，情况十分危急。邓拓命令所有人员急速就地隐蔽，但报社还是蒙受很大损失，几位同志伤亡，部分牲口被炸死或炸伤，一部分铅印设备和印刷物资被炸毁。这时又得到情报，南边唐县的日寇又尾追过来，北面涞源的日军也正向报社驻地芝麻沟地区合围。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报社迅速将牺牲的战友掩埋，将铅印机等印刷物资就地坚壁，趁着黑夜急行军100里才冲出合围，几经周折到达阜平县北山区的上下车道，在康儿沟等村庄住下继续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