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新四军的组建与北上抗日

　　"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坚持在福建的闽南、闽西、闽东、闽北、闽中五个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及其党的领导机关，尽管身居深山密林，处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清剿"之中，同党中央长期中断联络，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党中央方针策略的变化， 对形势和任务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按照中央的精神，主动地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联系谈判，积极促进福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并且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把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

　　一、闽南地区的国共合作谈判

　　最早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合作抗日谈判的是中共闽粤边特委。1937年3月5日，设立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南临委)向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告知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变为"联蒋抗日"，争取实现国共合作，并且指示闽粤边特委同当地国民党军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必须坚持不干涉政治活动、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宣传鼓动与批评自由三项原则，并在此原则下拟定向国民党谈判的条件。

　　按照"南临委"的指示，中共闽粤边特委从4月下旬开始，先后派卢叨、何鸣(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等为代表同驻漳州的国民党粤军第157师的代表举行多次谈判。但是，国民党方面依仗其军事优势，对国共合作抗日缺乏诚意，在谈判期间继续不断地向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发动军事进攻，甚至无理拘押中共谈判代表何鸣等人。中共闽粤边特委从民族和益的大局出发，在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何鸣之后，仍然克制忍让，继续同粤军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经过多次协商和斗争，双方达成了"六·二六协议"。

　　必须指出，中共闽粤边特委在同粤军谈判过程中，始终从民族大计出发，抱着真诚台作的态度，而粤军上原则始终暗藏吞并与消灭红军的祸心。但是，由于何鸣过高地估计了粤军上层的抗日态度，忽视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仍存在着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急于与粤军达成抗日协议，因此对部队去留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了党的谈判方针，在未经特委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接受粤军要红军拉到漳浦整编这一无理要求;何鸣的这一错误决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委领导人卢胜、朱曼平等其它多数同志的反对，但是何鸣固执己见，粗暴地压制了其它同志的正确意见。

　　7月13日，改编成保安独立大队的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按照粤军的指令开抵漳浦县城。7月16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将集中于漳浦的闽南红三团包围缴械，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

　　漳浦事件发生后，被缴械的原闽南抗日独立大队的指战员，为了保存和恢复这支革命武装，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天下午，副大队长卢胜和参谋长王胜，以及林长兴、陈高顺、欧育超、林少克等取得秘密联系，组织了近百人突围出去。在地方党组王胜任参谋长。同年9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遣谭震林、邱金声率领闽西红军一个排到达闽南，协助红三团作战，帮助恢复与发展革命局面。至1937年底，红三团又发展到300余人，1938年初，红三团奉命集中于龙岩白土，与闽西红军会台，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

　　二、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

　　闽西游击区和国共合作抗日谈判达成协议稍迟于闽南。1937年3月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出《关于闽西南目前形势和党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派出代表和愿意抗日的党派、武装力量进行谈判，订立抗日协定。这个决议表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由于政治上的成熟与敏锐，在时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关头，及时把握了形势，很快作出了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