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第二节（4）

　　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日本将国民党政军两方面的势力逼出平津等河北中心区之后，立即着手扶植“自治”傀儡。日本曾拉拢诱使华北各势力代表人物，如于学忠、孙传芳、吴佩孚以及阎锡山等人，均遭抵制或公开拒绝。其后，日本分析宋哲元拥有很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同南京政府有矛盾，是一个理想的对象，遂展开了对宋的“工作”。

　　日本最初设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土肥原所拟定的“高强度方案”，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有：

　　“(1)自治领域为华北五省，推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会中聘日本人为顾问;

　　(2)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省军事，截留五省关税、盐税、统税分配给五省;

　　(3)向确立日满华三国的合作经济圈迈进，即：开发矿藏资源，振兴棉花栽培，脱离国民政府的白银国有令，通货与日本建立连锁制等：

　　(4)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宣扬东洋主义。”[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第65页，注释②。]

　　土肥原还企图在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召开期间达到这一目标，在五全大会闭幕时公开宣布自治消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1935年11月13日，日本关东军调一个旅的兵力在山海关等处摆出推进姿势，海军亦调兵到青岛。

　　日本侵入华北，触动了国民党和蒋政权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内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在增长。英美等国在华北亦有巨大的利权关系，它们也不愿看到日本独霸华北。

　　因此，蒋开始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为力求主动，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进行对日交涉，同年11月20日蒋电告宋说：“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独为其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4页。] 又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5页。]

　　同时，蒋调集部分军队至京沪、陇海等线，还命令河南方面赶造船只，以防不测。对于宋哲元来说，尽管同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少矛盾，却绝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但迫于日方的压力，又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在华北的地位，所以，宋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拉拢。

　　11月20日，日本大使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方面对华北“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答：“作为中国，对引起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还说：“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11月18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11月20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

　　11月30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

　　“(一)实行共同防共;

　　(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

　　(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

　　(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

　　(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

　　(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