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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第一节（2）

2017-11-16 10:2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二、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多方面展开的，这是日本推行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各种侵略华北方案的出笼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该大纲提出对华北问题的两点：

　　“(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

　　(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147页C。]

　　1933年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所订出的三条方策，其基本精神是要使华北地区“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并“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9页。]

　　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其中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12页。]

　　同月25日，经五相会议讨论确定了《对华方策》(绝密)，认为在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应该努力促使和助成“华北地区形势好转”，应该经常以“严肃态度认真对待”，使“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会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149页。]

　　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这样，日本政府和军部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提出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宗旨。

　　(二)天羽声明——日本独占华北的宣言

　　经过上述酝酿，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逐渐形成。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

　　“日本为了满洲事变和满洲国问题，于去年三月，不得已通告退出了国际联盟。”“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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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第一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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