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第四节（2）

　　二、缔结塘沽城下之盟

　　5月25日，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

　　日军第8师师长西义一让徐燕谋签订请求停战的所谓《觉书》(即备忘录)。

　　《觉书》列出5条：

　　(一)对于徐燕谋的停战申请受诺之。

　　(二)贵军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此后不再越该线，亦不得有挑战之行为。

　　(三)日军为认识对方诚意，得随时派遣飞机及必要人员，视察中国军之撤退情况，中国应予以保护及便利。

　　(四)上列各款确立后，由关东军司令与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各派全权代表在北宁路某一地点会合，提出正式委任状，经相互承认后订立停战协定。

　　(五)迄至成文协定成立，以中国军不挑战为限，日本军不向中国军撤退线追击。[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49～650页。]

　　对上述条款，徐燕谋仅对第三项提出异议，认为含有侮辱之意。日方只是答应另立“觉书”时，将“派遣人员”改为“用其他方法”了事，显然原意未变。徐燕谋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后，于当日返回北平。

　　何应钦、黄郛、黄绍竑根据徐燕谋的报告，决定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临时以北平军分会总参议衔，为正式谈判代表;同时让黄绍坎赴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5月28日，何应钦、黄郛电告汪精卫说：已派熊斌担任停战协议代表，准备30日在塘沽开始谈判。

　　29日，汪精卫复电表示支持，并说：“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两兄为难。”[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9日。] 29日晚，黄绍竑抵庐山，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等人详细说明一切。

　　3O 日，蒋介石电告何应钦、黄郛：“季宽(黄绍竑)兄昨夜复赶到牯岭，面报兄等之孤诣苦心，众意均已谅解。”[蒋介石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30日。] 同日，何应钦、黄郛电蒋介石，告以经与日方交换意见的协定内容，蒋当即复电表示“欣慰”，指示何、黄“照常办理，放手进行”。汪精卫亦连发三电致何、黄，表示支持。

　　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到塘沽举行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代表有：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军分会顾问雷寿荣、李择一及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有：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炮兵参谋远藤三郎、步兵参谋藤本铁雄、师参谋河野悦次郎、骑兵参谋冈部英一、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当日16时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交换全权证书，约定次日上午举行正式会谈。

　　31日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即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内容有四点：

　　(一)为恢复远东和平，改善中、日两国之关系，商讨停战协定，互以至诚相晤，互相谅解，共同排除前途之障碍，冀能达成所共同之目的。

　　(二)中国军队已退回约定之线，再向后撤以表示中国军之诚意，今后在尽可能之范围内，互相避免中、日双方之冲突。

　　(三)希望贵国军了解上述事实。为表示诚意起见，尽早恢复战区之原状，以奠定和平之基础。